如果1958年4月7日是一个永远让共同基金股东牢记的耻辱日，那么1975年12月31日就是一个让共同基金管理公司永远铭记的耻辱日。就在那一天，先锋集团，这家在七个月之前刚刚开始营业的新的共同基金公司正式向特拉华州提交了新成立共同基金的信托声明，承诺不会采用积极管理模式。这只新成立的基金最初被命名为“第一指数投资信托" ( First Index InvestmentTrust),它是世界上第一只指数型共同基金。
有趣的是，它的诞生实际上是一次“分别”的产物。( 现在，这反而成了一个悖论! ) 1966年，我作为历史悠久的威灵顿管理公司的总裁，用一次合并赌上了公司未来的命运。我们与波土顿的一家小型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了合并，这家公司由桑代克( Thorndike)、多伦(Doran)、佩因( Paine)和路易斯(Lewis )这四位激进的权益类基金管理人运营着。当时，该公司有一只名为Ivest的基金，这只基金管理着规模日益护大的养老金市场。我相信，它有足够的投资能力帮助我们更高效地管理威灵顿基金的投资组合。
是的，那时我年轻又愚蠢，而且更糟糕的是，我错了。两家企业合并后，一度也曾兴旺过，然而这种兴旺只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投机基金"时代才最终走向不可避免的落幕。1973 年伊始，股票市场开始了跌幅高达50%的暴跌，Ivest 基金的情况更糟糕，损失再也无法弥补。( Ivest基金不得不清盘，而它在波土顿的另外两只兄弟基金也被迫清盘。)更糟糕的是，威灵顿基金的业绩持续恶化。事实上，这就是一场灾难，1967 年至1977年间，威灵顿基金是所有平衡型基金中业绩最差的一只。我们新的商业模式跌跌撞撞，最终以失败告终。在合并交易中,我将大部分投票权让渡给了新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结果正是他们把我从威灵顿投资管理公司总裁的位置上赶了下来。1974年1月24日，罗伯特多伦( Robert Dolan)取代了我。
我让那些比我更聪明的人来解释为什么这一切是不合逻辑的。但是我知道，这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伤心的时刻，是的，直到那时为止，唯一一个令我伤心的时刻。我决定奋起反击。在被威灵顿管理公司解雇后(事实上是“满怀激情地被解雇" ),我继续担任着威灵顿基金以及其他11只兄弟基金的董事会主席一职。基金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会职能存在着很大的重叠部分(这就是共同基金行业! ), 但是按照法律规定，基金公司必须拥有多位独立董事。据我所知，基金行业中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权力斗争。我确定，这样的事情迟早要发生。
这个故事说起来又长又复杂，这里不便详述。(你要想了解更多信息,《投资还是投机:资本市场的沉沦与角逐》一书中详细记叙了该事件。)我直接说结果:我成功了。即使是《纽约时报》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1974年3月14日,《纽约时报》最初对该事件的报道所用的标题是“前任基金总裁回归"，后来这篇报道被修改了，文章的内容和我的照片没有变，但是原始标题末尾用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摘录了其中的几句话。
约翰博格于(1974年) 1月下旬被迫辞去了威灵顿管理公司的总裁和CEO一职，其同伴正努力通过下一次董事会会议帮助其回归。董事会会议计划于一周内举行。
据悉，博格先生相信，这也许是一个让基金变更为“共有制”或者接管其投资顾问的合适机会。
但是，令人不安的问号沉默地诉说着这场权力斗争依然在继续。
六个月后，基金公司的董事会最终作出了与所罗门王类似的决定:把孩子劈成两半。“波土顿”依然是基金的投资顾问和分销商;“费城”由我管理，承担基金的管理、会计、保存记录以及其他辅助性工作，并负责评估投资顾问和分销商(当然，指的是威灵顿管理公司)的业绩。这是基金行业历史上第一次共同基金独立于其管理公司，可以完全自由地为其股东的利益服务。
基金公司的董事会接受了我的提议，要将公司改制为真正的共有制结构，即新公司由基金公司自己所有，以收回成本作为基础为股东提供服务。在作出决定的漫长过程中，另一场颇具争议的投票让董事会最终批准了我为新公司取的名字:先锋。先锋集团于1974年9月24日诞生。“我接受了我的新工作，然而就在八个月后，“满怀激情的"我第二次被解雇了。
当我思考近几年先锋集团的首要任务时(那时公司管理的基金资产仅有14亿美元)，我回想起了自己在大学完成的毕业论文。我决定用现实证明这篇论文的结论:共同基金“不要求优于市场的平均收益率”。我用计算器和算尺算了一下，发现在过去30年中，共同基金管理公司几乎没有跑赢过市场(用标准普尔500指数作为标准)。显然，这证明指数基金投资策略的持续优越性。同样重要的是，我得到了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强有力的鼓励，就是之前提到的那篇名为《对判断力的挑战》的文章。结果就是先锋集团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只指数型共同基金。
尽管数据很有说服力，但是董事会仍然表示怀疑，因为与我们“敌对”的合伙人授意董事会不允许先锋集团向这些基金提供投资顾问服务。不过，当我向董事会解释说指数基金不需要顾问时，董事会勉强同意了我的提议。对基金管理公司来说，这个耻辱日“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行业，促使其朝着最理想的方向发展”。这句话正是萨缪尔森教授在1993年为我的第一本书"所写前言中的一句话。这确实是一 条更好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致力于将共同基金股东的利益摆在首位和中心。
1976年8月31日,第一指数投资信托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IPO)。这次公开募股并不成功。承销商只募集到了1100万美元的资产，而我们的目标是1.5亿美元。多年来，该基金发展停滯不前，行业领先者曾多次公开对此表示嘲讽。(“你不甘心于接受‘水平一般的"脑科手术,那么为什么会甘愿接受这种‘普普通通的’基金产品呢?”)“来自中西部的经纪公司在华尔街到处张贴海报，海报上愤怒的山姆大叔正在用一个巨大的图章在指数基金的认购凭证上加盖着“撤销”章。海报上写着:“帮我们消灭指数基金1指数基金是非美国式的!”
在第一指数投资信托的发展初期，数据方面的缺陷使该基金的收益总是落后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平均收益，这让事情变得更糟。该基金几乎没有吸引到额外的新增资产。即使是与资产规模为4000万美元的先锋积极管理型基金合并，直到1982年,该基金的总资产也没有突破1亿美元大关。°事实上，直到1984年，第二只指数型共同基金产品才面世。到1990年，5只指数基金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45亿美元，仅占股权基金总资产的2%左右。指数化策略的尝试之路走得磕磕绊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