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也是一个有缺陷的衡量成功的标准。然而，可悲的是，名誉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自我”构建者。如果那些博取名誉的人能问自己两个基本问题，那该有多好:名誉源自什么?名誉有何用处?当然，那些辉煌一时的体育英雄以及那些闪闪发光的演艺名人，确实给我们带米了喜悦，让我们目睹了人类自身存在的鼎盛潜力。通过真正成就赢得的名誉是一回事，但是，在自我扩张基础上博得的名誉、不应得到的名誉、通过攫取我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的财富而获得的名誉以及为了不良用意的名誉，则是完全的另外一回事。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会因偶尔获得的名誉而得意洋洋。2004年4月，我打开《时代》杂志，发现我已被列人了第一批“全世界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年度排行榜，与博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以及泰格●伍兹同归人“英雄和偶像”的类别。我当然感到非常惊讶和高兴。我知道，我能得以上榜不是因为我把时间用在了游玩上(这样才公平)，也不是因为我宁静而无所事事(我不存在这种情况!)。我了解到，我能，上榜是因为自已创建了先锋集团和第一指数共同基金。我很重视这一荣誉。

但我也知道，尽管先锋集团和我们的指数基金可能给投资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世界上还有远远不止99个人(有成千上万)，他们比我更对当代社会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此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他们没什么名气或根本无人知晓，但他们已经为自己的社区带来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事实上，大多数在日常工作中为我们的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从来没有体会到哪怕几秒钟的声誉，进而可以获得公众的良好认可和赞扬。

有了日常工作人员的辛劳和努力，管理者才得以掌握企业的权力。不过，几乎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掌权并经营一家企业所带来的紧张与刺激。如果权力能够得到明智地行使，那么依靠权力去管理公司的服务人员和公司的钱包将变成一件饶有兴趣的事,同时也能培养起个人的自信，并获得成功所带来的激动。然而，当权力的行使变得随意而武断的时候，当权力被体现在了严重过度的特权之中时，当权力被用来进行自我构筑(和新酬增加!)式的兼并以及更可能减损而不是增加企业价值的不明智资本支出时，不仅是公司的股东，而且连公司的忠诚员工(事实上连整个社会)，都将成为输家。

我们应该尊重的，是为了有一定价值的目的而行使的权力，如为智慧而行使的权力、为道德行为而行使的权力、为维持一起工作并提升了才干与精神的同事的工作状态而行使的权力、为保证，人们对投身企业的自上而下的所有人员的尊重而行使的权力、为帮助同胞而行使的权力以及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种权力，即:“伟大、美丽而崇高的、值得人们辛劳和焦虑的、能让人类的产业运作下去的、能促进科学与艺术领域的发明与改进的、能美化人的生命并让生命变得更崇高”的权力。如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权力。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取舍所有这些混乱的成功标准呢?答案如下:成功不能单独(甚至主要)依靠金钱标准来衡量，不能依靠一个人对他人所行使的权力来衡量，也不能依靠注定短暂、只是引起公众注意的虚幻名利来衡量。但是，我们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为帮助我们的同胞以及为了把子女抚养成为有爱心的人和良好的公民而做出的贡献，是可以用来衡量成功的。简言之，衡量成功，不能看我们为自已获得的一切，而要看我们对社会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