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关注美联储两位前主席伯南克、耶伦的讲话，因为他们代表着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1月13日，耶伦出席2020年亚洲金融论坛，她在谈及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指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利率高和低的调节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抓手，需要看到更多有关收益、风险和其他潜在问题的风险在内的问题。”其实，这句开宗明义的话，才是整个演讲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但不只何故，一些媒体故意放大“缓慢抽身”，这其实并不适当。

耶伦首先对全球低利率政策表示肯定。她认为，低利率有利于创造就业。她说：“我们一直希望拒绝‘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伤到社会底层人民’这一观点”。耶伦表示：“我们强烈感受到工作机会其实是最好的、最重要的收入分配方法，它能够帮助让那些愿意工作的人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挣到符合他们劳动能力的薪水，这也是一个健康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所需要达到的目标。”

但是，耶伦也指出了低利率的负面作用。她认为，低利率挫伤到一些储户积极性，低利率也暴露了美国以及全球经济驱动因素的根本性问题——即银行储蓄本身就是已经非常薄弱环节，有些人把它称作分部门或分区域的停滞，这种停滞会让低利率进一步固化本已非常糟糕和令人难以应对的低利率和高失业率所带来的经济窘境。

在我看来，耶伦对量化宽松和低利率这番理解非常重要。第一，她告诉我们，大规模量化宽松早已不只是一个观点，而是从行动上否定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先由保罗·沃尔克开创，后由格林斯潘推向极致的、“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第二，发达国家储蓄不足严重制约经济发展，而长期保持低利率很容易使经济陷入“滞胀”的窘境；第三，相对于储蓄者利率，保住或增加劳动者饭碗应当更为有限。

正因如此，耶伦明确表示，最近几次会上讨论负利率的时候，美联储仍然没有打算引入负利率。“我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工具，能产生的作用非常有限。“她明确指出。负利率可能会对银行系统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会对金融市场产生非常奇怪的影响。日本央行、欧洲央行并不是对所有银行都实行负利率，而是通过分层制度保护银行。

很显然，耶伦并不热衷于负利率政策，甚至是持反对态度。笔者也认为，负利率只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计。但这并不意味着，负利率、零利率、低利率是错误的，毕竟全球债务之高已经极致化，这一特殊背景下，政策的极致化是无可厚非的。

按笔者理解，发达国家央行之所以采用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他们的储蓄过低，它使得银行业务难以为继。过去，它们可以通过金融开放吸引全球资本流入而达成平衡，但金融危机打破了这样的平衡。唯一个案是日本，储蓄很多但依然实施量化宽松，这是为什么？值得我们深思。我的理解是：无论欧美还是日本，其量化宽松的根本目的是：推动货币资本化、金融长期化，让金融期限结构更加符合实体经济发展需求。

实际上，中国要向发达国家学习。第一，当下重点在于通过货币资本化、金融资本化，以实现降低债务率的目标，并借此消除债务危机再度发生的风险。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深刻理解储蓄对与经济健康的重要性，绝不能使之步发达国家之后尘。基于二者，未来中国货币政策需要更多依托“量化手段”，而绝非简单的利率政策。正如耶伦所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利率高和低的调节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抓手，需要看到更多有关收益、风险和其他潜在问题的风险在内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如果时机改善或条件变好，及时从量化宽松当中撤出来，把经济放到正轨上发展，而不是长期依靠量化宽松来维持经济的增长。”耶伦特别强调“从危机当中抽身，但不是迅速抽身”概念。我们这只是常态性的表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早晚会有变化，这几乎就是“废话”，根本就用不着过分强调。

问题是什么叫“抽身”？可以肯定：“抽身”未必等于“缩表”，停止“扩表”也是一种“抽身”方式。其实，美联储早已开始缓慢“从技术当中削减应急手段”，而且美国经济也表达了失去“强心剂”可以健康。尽管如此，耶伦依然认为，落地或降落必须是一个“足够缓慢”的过程，必须确保所有的资产都能够得到良好的分类和识别，确保利率更相适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要确保这个过渡过程的顺畅。

可见，美联储政策未来不可能出现“急转弯”，更不会大幅度地左右摇摆，这样的定力和度的拿捏，着实需要我们好好研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