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9年12月份CPI、PPI数据。数据显示，CPI同比上涨4.5%，而环比持平；PPI同比下降0.5%，环比同样持平。这是否说明中国的物价形势正在趋向好转？至少，去年12月份的数据体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去年春节在2月份，而今年春节在1月份，所以，今年1月份的CPI数据相较于去年同期，恐怕会有较大幅度的上涨，这一点应当在预期之中，就算真有一点意外也算不上什么意外。

看当前物价问题，关键要看两个方面：其一是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其二是石油价格，重点看中东。

首先是食品价格，它历来是影响中国CPI的重要因素。从环比看，CPI中的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1.8%转为下降0.4%，影响CPI下降约0.08个百分点。食品中，随着生猪生产出现积极变化，中央和地方储备猪肉陆续投放，进口量有所增加，猪肉供给紧张状况进一步缓解，价格由上月上涨3.8%转为下降5.6%，影响CPI下降约0.27个百分点。这可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充分说明“非货币因素的物价上涨不能用货币手段治理”。

当然，食品价格中也有不利因素。比如，受冷空气及大范围降雪影响，鲜菜、鲜果生产和储运成本增加，价格分别上涨10.6%和0.6%。但这同样是非价格因素，紧缩货币无效。非要说它有效，就等于说：紧缩货币可以让气温升高，荒唐。

比食品价格更令人担忧的是石油价格，美元贬值、美伊战火持续推高油价。受此影响，中国液化石油气价格环比上涨4.0%，汽油和柴油价格均环比上涨1.4%。能源价格是基础性价格，各行各业的成本都受此影响，所以能源价格上涨会从成本端整体推高物价，混淆物价上涨诱因，并使更多“货币主义者”大喊通货膨胀，而迫使货币紧缩。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倒大霉了。

问题是，中国紧缩货币是否可以抑制石油价格？其实，经济学理论早就定论，食品和能源价格需求刚性，不会因为货币松紧而增加或减少需求。所以，紧缩货币无助于油价改善，除非中国可以容忍“滞胀”之苦。因油价问题导致“滞胀”的情况不是没有过，上世纪70和80年代曾经发生过，很多人因保罗·沃尔克以极其严厉的利率政策压住了物价，但对不起，事实是中东战争结束，解除石油禁运导致石油价格回落，而消除了“滞胀”。而沃尔克加息只是构建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大转移，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所以沃尔克本人认为，那次加息是政治。

其实，担心石油价格上涨的不只是中国，美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对此充满担忧。尤其是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家”，其CPI对油价变化的反映十分敏感。在它需要更低的利率推进“再工业化”，并稳定经济、消费和政府开支的时候，如果石油价格大幅上涨，那其国内的经济还稳定得住吗？更重要的是，如果利率因油价走高会导致一连串连锁反映。比如，美国国债利息支出会相应增加，美国制造业会因此而走弱，失业率和消费会因此受到影响，等等。

站在这个角度，美国对伊朗恐怕不敢“霸王硬上弓”，就算被炸军事基地有些伤亡，也不敢真以战争手段解决伊朗问题，至少不会是现在。如果因油价暴涨而打断美国经济的良好势头，这不仅背离了美国经济长期发展战略，而且也必将给特朗普的总统连任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基于这样的认知，“美伊停火”情理之中，“不打”恐怕是特朗普当下需要的最佳解决方案，就算“打掉牙齿也只能往肚里咽”，忍了。当然，这里少不了用“加大制裁”等一些非战争手段，以表达美国“并未示弱”。

巧合的是，特朗普宣布“熄火”之后，美联储副主席Richard Clarida出面表示，伴随经济稳健增长，美国货币政策“处于良好状态”，尽管通胀率可能继续低于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这是否在为美联储继续执行“既定方针”做铺垫？至少他告诉我们，油价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升幅。实际上，“美伊停火”之后，国际油价和金价随之大幅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