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忠告：

“我是一个慈善的、哲学的、金融的推理者。”

“我只能一而再地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市场中留有投机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

“我一生中为了不少追求奋斗过，我也不特别喜欢为货币投机辩护，我只把它视为一种必要的罪恶。我的自辩是我的运作循规蹈矩，假如规范失灵，不是我的错。我只是一个守法的市场参与者，错是订立规范者的错。”

“任何企图遏制投机的措施，如外汇管制，危害往往更大。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中，投机性交易会占有愈来愈重的比重，而在这个过程中，投机在本质上变得更为追逐趋势，使得汇率的波动慢慢变大，直至整个制度崩溃为止。”

谈及投机哲学或者说是投资哲学，使人更易于想起巴菲特或彼得·林奇或邱永汉的投资哲学。但这些哲学都是广义上的“哲学”，很朴实、很直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还算不上真正的哲学。而索罗斯的投资哲学即使在学院派哲学家眼里也算得上是无可争议的哲学。

读者们应该还记得，在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里求学时候的索罗斯就学过哲学，并且其哲学思想除了受卡尔·波普尔的著作影响外，还有两本著作对他影响比较深刻，一本是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的《哥德尔、埃歇尔、巴赫》，另一本是葛利哥里·贝特森的《走向心灵生态学》。索罗斯也一直梦想做个哲学家，并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60年代初索罗斯曾花了3年时间试图写一本有关哲学方面的书，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才被迫放弃了做职业哲学家的梦想。但这却为他的投资理论披上了货真价实的哲学外衣。

根据自己的哲学思考以及在金融市场摸爬滚打的经验，索罗斯先后出版了《金融炼金术》、《打开苏联体系》、《费同民主》、《索罗斯看索罗斯：走在曲线的前面》等著作，但能够看懂他的书的人不多。因此，人们还是把他看作一个金融投机家而非哲学家。

索罗斯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更确切地说，索罗斯是在哲学家的梦想破灭后，碰巧成为一名投机家。索罗斯在1992年秋获准进入英国的牛津大学就读时，要求登记为“金融和哲学推理者”。牛津大学最后还是给了他一个名誉博土的头衔。

当有人问他喜欢如何形容他时，他说：“我是一个慈善的、哲学的、金融的推理者。”因为投机家与推理者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Speculator)，"投机者”也可以被解释为“推理者”。总之，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不学无术”“只知投机”之辈，而是一个按照逻辑推理去寻求财富的人。

“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我们也应该相信，上帝造人总会赋予他(她)一种本领或天赋，但却没有告诉他(她)如何发现和如何使用。”成功者之所以成功便在于他发现了自身的天赋并加以正确地运用，直至发挥得淋漓尽致。失败者从攥紧双拳，踌躇满志来到世上，到无可奈何，撒手归西是因为他始终没有发现自已在哪方面有天赋，劳碌一生，总是事倍功半。对于自已天赋的发现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求索之路，在此之前只有不懈地努力去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求索的也就是对自已天赋的这种发现。

上帝派索罗斯到世上，也许就是让他创造一个投机神话。在当今社会，经济金融一体化、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给索罗斯创造了优良的环境，提供了难逢的机会。没有投机便没有索罗斯，但没有索罗斯也许便不会赋予投机如此神秘的色彩。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

索罗斯也许比别的投机者抑或称作投资者都拥有更多的头衔：“股市天才”、“哲学家类的投资者”、“恶意投机者”、“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无政府主义者”、“流氓”、“强盗”、“货币危机的犯人”、“恶魔和黑手”、‘慈善家”、“金融杀手”等不一而足。他的投机成绩换来的不是超级的羡慕，就是强烈的嫉妒，或是满腔的仇恨。

这也与索罗斯别具一格的投资理论和独出心裁甚至是邪门的投机态度有密切的关系。

在他的理论中，索罗斯不仅将斯斋以来的古典经济学扔到了垃圾箱里，甚至还极力试图要纠正其恩师波普尔的哲学错误。与波普尔不同，索罗斯坚持认为，“社会科学是一种炼金术而科学，科学的名气响亮，所以它会吸引人们去冒用它的美名。由于科学名气很大，因此社会科学家可能借科学之名牵强附会。”

逻辑清楚，有板有眼是科学的理论的重要特征。但看似科学的东西往往在现实面前是屡屡碰壁的，这是因为科学的东西往往需要严格的假设和特定的运作环境。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汇率理论可谓是理直气壮的，它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但终于在70年代难逃崩溃的命运。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可以说是无比锐利的，整整批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20多年，并终于让美国的中央银行几乎放弃了过去全部传统的监测指标，整天只盯着M1、M2、M3转悠，但实际运行的效果同样糟糕无比，害得这位近年来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不得不公开承认：“我错了!”

这些“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之处在于，他们犯了“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动整个地球”的阿基米德病，关键之处在于支点的位置。

因此索罗斯念经济学，觉得有被骗的感觉。他认为，“经济学家对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欠缺实务上的理解。他们只管做伟大而不现实的梦，只谈理想情况，而且误以为这个世界很有理性。”即使在年轻时候，索罗斯也十分清楚，这个世界远比经济学家要人们相信的混乱。

再看看索罗斯的投资理论，就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我们的理解欠完整”，或者说，“我相信的是我的可谬误性，即我可能犯错这一点”。正因为这一点，索罗斯开始着手提出自己的理论——哲学理论、历史理论、金融理论乃至政治理论，并把自己的理论基础定在最根本的信仰上：这个世界很难预测、绝无理性可言。简言之，难以珍磨。

正因为这样，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认识必定和市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而且这种认识还会影响市场。许多情况下，这种分歧可能很小，因此我们都会相安无事。但有时会出现索罗斯称之为“动态不平衡”的情况，也即“流行的偏见和主导的潮流会相互补充，直到两者之间的距离大到非引起一场大灾雌不可”，这时“大起大落”的现象就出现了。

索罗斯在投机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做法和态度也是人们攻击的原因之一。

在索罗斯狙击英镑前曾认为撒切尔夫人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应该是“领导世界走向光明未来的不二人选”，并积极上书撒切尔夫人。但撒切尔夫人似乎并不感兴趣，不愿与索罗斯面谈。但索罗斯会用实力说话，英镑危机后，铁娘子果然心甘情愿地与索罗斯会面了，尽管那时撒切尔夫人已经下野，但索罗斯仍是眉飞色舞，他要的是“尊敬”。

在许多人眼里，索罗斯像一个小偷，跑到你家里，偷了你的钱，然后第二天他会亲自敲门告诉你，你为什么不把门锁好，窗户为什么没有关紧。

但越像越不是，索罗斯绝不是小偷，他是一个投机家，是一个高智商的投机家，与小偷是两码事。他确实是乘人之危赚了大笔的钱，但却是合乎市场规则的，不能和小偷同日而语。

但索罗斯又与一般的投机家是不同的。一般的投机家在赚取大笔的钱后，会不声不响地回到家里，躺在被窝里美滋滋地蘸着唾沫数钱。他们之所以不声不响，是希望制度的缺陷永远存在下去，可以赚更多的钱，乔则他们的饭碗会被踢翻。再者，他们要么怕露富，要么怕成为众矢之的。

索罗斯不仅不怕露富，反而大张旗鼓，并有幸灾乐祸之嫌，丝毫没有“耻辱感”。这也是索罗斯在狙击英镑成功后既闻名全球，又“臭名昭著”的缘故，单单一个“乘人之危”就足以让索罗斯斯文扫地。

他的一次次的投机给被投机国往往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令人产生滑稽之感的是他却以哲学家的姿态坐在通过投机而积累的财富上不断给世人以谆谆教诲：“我只能一而再地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市场中留有投机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他边挥舞着投机的大棒，一边劝说人们消灭和控制投机。很明显的，索罗斯并没有也从没有因为自己投机所带来的

巨大的社会动荡而流露某种不安或歉意——不是我非要投机，而是各国政府给我创造了投机的机会，我不投机，难道不会有其他人投机?再说投机也会督促各国玫府努力寻找本国经济中的漏洞，并及时弥补。这是非常绝妙的辩护词。

这也许正是索罗斯性格中既觉得可爱又感到滑稽的地方，当然也许是出于“艺高人胆大”的缘故。

要深刻理解索罗斯的投机哲学和他的言行是颇为复杂的事。我们在承认索罗斯是投机天才的同时，也应该佩服他表达真实无欺的道理的行动，而不管他表达这些的主观动机。类似的道理在索罗斯表达之前，已经不知有多少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体会过它，并且也发出过类似的声音，但遗憾的是都没有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投机的力量。如果仅仅是索罗斯如此的呼吁，也不过是给反投机的声浪增加一些无关紧要的“分贝”而已，仍难以抵挡国际金融界势不可当的投机浪潮。然而，由于索罗斯的呼吁巧妙地配合上了他惊人的“投机杰作”，也就是真理的内容借助了强大的实际演示力量，不由得增加了反投机的分量。我们应清楚这可是从投机堆里发出来的反投机之声。

下面我们不妨再听听索罗斯的一番话，即便认为他是狡辩，听听总是有好处的。

“我一生中为了不少追求奋斗过，我也不特别喜欢为货币投机辩护，我只把它视为一种必要的罪恶。我想货币投机比货币限制好一点，但最好的还是货币统一。我的自辩是我的运作循规蹈矩，假如规范失灵，不是我的错。我只是一个守法的市场参与者，错是订立规范者的错。我想这种立场是很妥当、很合理的，别人只管把我叫做投机者，我不会因此而感到良心不安。不过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也不会发起一项运动为投机辩护，我还有更重要的仗要打。我想当局有疏忽的地方，问题是他们不愿意认错。他们宁可大声疾呼要吊死投机者，也不愿意反省，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错。”

索罗斯还曾经扮演过金融分析师的角色，大谈而特谈外汇市场上的投机行为是十分有害的。他说：“任何企图遏制投机的措施，如外汇管制，危害往往更大。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中，投机性交易会占有愈来愈重的比重，而在这个过程中，投机在本质上变得更为追逐趋势，使得汇率的波动慢慢变大，直至整个制度崩溃为止。固定汇率制也有缺点，并终将瓦解。因此，其实任何汇率制度都有缺点，而且存在愈久，缺点愈多。解脱之道就是完全不要有汇率制度，而是在欧洲实行统一货币，就像在美国一样。那会使像我之流的投机客失业，但我乐于做那样的牺牲。”

如同对环境的破坏是经济发展的附生物一样，给投机者留下可乘之机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在金融领域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国际金融一体化的附生物。以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跨国交流的迅速扩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正在形成一股潮流，把人类带向21世纪。

社会发展到今天，生活越来越走向了抽象。人们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基本的原始的温饱的需求，更多地寻求心理和感官的满足，社会价值的实现。反物质实体的经济生活构造了社会生活的相当空间。

投机是从投资中衍生出来的，最早的投资活动是物质型的，投资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手段，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而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投资活动更多地是对游离于社会生产和劳务活动之外的“人造虚化产品”的投资以及更加抽象的东西，比如投资股票、期货、邮币卡等。试想，投资于股票等有价证券的任何活动究竟能生产出来哪怕是一丝毫的价值来吗?投资于股指期货与“猜谜赌博”有什么区别?现在的投资与投机间到底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没有历史积累的理论和知识基础，便会认为这些投资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是历史的退步。正是由于我们有许多理论认识和智慧的积累才能够接受日益抽象化的投资以及推而广之的抽象的生活。于是更多的人远离真实的物质性投资和生产活动，只是天天处理桌面上的文件或是电脑中的数据。

正是由于这些抽象化的活动离我们的实际生活太远，才出现许多不能由人类事先预料到的缺陷。而索罗斯揭露某些真理的看似滑稽的言行，不仅仅警示我们在制度中存在漏洞，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这个漏洞有多大，也告诉我们在设计一种制度或体系时总在不停地设计着灾难性的漏洞，而我们还没有意识到。

索罗斯是专为投机而生的，没有投机，也许索罗斯就会一事无成，一文不名。他通过投机赚取了巨额的收益，他本应为人类设计的能够产生投机空间的产品和制度高唱赞歌，至少不应唱反调。投机的智者，常常总是沉醉于追逐超额利润的狂热里，投机是清醒的反义词。但索罗斯却相反地表达了他对于投机的看法，表达了他对于投机空间制度的指责。他深深知道由投机而得到的收益，只不过是人类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只不过是从一个人的口袋里将钱掏出来装入另一个人的口袋，左手交给右手，并没有增加整个社会的总财富。相反还会在此交易过程中浪费许多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会严重影响甚至会摧毁一种本来可能合理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制度。如果对索罗斯的话进行进一步演绎的话，投机空间的存在与投机活动的疯狂，不过是人类自己在谋求幸福和完善的生活过程中，善良的主观意愿在自己不经意的设计里走到了非常恶劣的地步。就此而言，索罗斯以自己亲身投机活动的巨大收益破获了现存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制度的巨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