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忠告：

“一个由消息灵通者或重要人物组成的关系网是获取投机信息的特殊重要的渠道。”

(与全球金融领袖接近可以)获得了对事件的最感性、最真切和最直接的感受。”

“组建自己的信息关系网而走向成功，你需要空闲。你需要有悠闲自在的时间。”

“我不是每天来办公室上班，我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来办公......所以我在那一天会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否则)你就无法意识到某一天是特殊的一天。”

研究过索罗斯投资技巧的人很多，但是他们都没有忽略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也许索罗斯最突出的特点，最关键的秘密，也是最能解释他投资天才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有能力在一个具有强烈排他性的“俱乐部”中获得一席之地，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国际金融界的领袖人物。

在有了得力助手的时间后，从量子基金的日常业务中抽身出来的索罗斯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打理基金以外的事情，当然，这样说也许并不准确，因为索罗斯所走的“上层路线”对他的基金的好处简直无法估量。

这个“俱乐部”不是通过申请就能获得会员资格的，因为这里面的参与者大都是富有国家的政坛要人和经济领袖，包括总理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等。据粗略估计，其“会员”总数最多不超过2000人。

索罗斯是进入这个俱乐部的少数几个政坛外人物之一，他不是民选领袖，所以他的身份地位当然不能和其他成员相提并论。但是经济社会的勃兴使得政界人物的经济权力逐渐缩小，而像索罗斯这样的投资家在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日渐强盛，索罗斯在这个俱乐部中的地位也就得到了越来越大的提升，在那些政坛领袖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他们希望认识索罗斯，聆听他对全球经济的看法。最重要的是，他们想了解他可能做些什么。当然，索罗斯也有着同样的兴趣去了解各个国家的领袖将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几乎没有多少投资人能够像索罗斯那样打进这个俱乐部甚至接触到其中的某个成员，别人只能从新闻媒体上看到这些领袖讲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事，而这些信息当然都是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扭曲或者过滤了的东西。而索罗斯则能够轻而易举地接触到他们，这当然使他享有了与其他投资家相比最为独特的优势。他可以和某个财政部长共进早餐，和某个中央银行总裁一起吃午餐，或者礼节性地拜访某个总理。

在这些轻松愉快的外交场合，索罗斯总能够从那些权贵的嘴里掏出有利的消息，或者对他们施加某种个人影响。

举例说，在80年代初的某一天，索罗斯应邀到英格兰银行，和与会人士一同探讨如何通过紧缩银根的办法来重振金融市场。这是因为他在1980年买进了价值10亿美元的英国债券，结算后他净赚了1亿美元。这使得银行家和政客们都对索罗斯的金融影响力有了重新的认识。

索罗斯能够进入国际金融界的决策层，绝不仅仅依靠他的投资天才。80年代中期以后，索罗斯开始营造他的慈善王国，先后在南非援助黑人，在东欧设立“开放社会”基金会，随后又进入前苏联进行大笔大笔的援助，以实现他的开放社会理念。于是，与此同时，索罗斯也更有了充足的理由与政治、经济界的领袖人物们过从甚密，呼朋唤友，尤其是在欧洲。

某位内阁部长出席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会议，或者他趁参加基金会董事会会议之便，顺便邀请某个政要，这都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尽管索罗斯竭力否认他的慈善活动与他的投资相关，而且我们也并不怀疑他营造慈善王国的初衷，但是我们也相信，如果这些活动会给他带来赚钱机会，他一定不会拒绝。

在普通人看来索罗斯的确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1993年11月索罗斯对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进行了一次为期两周的访问，与著名作家迈克.路易斯同行，索罗斯在上午会见了摩尔多瓦总统，晚上又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他得意地对路易斯说：“你瞧，我的早餐是一位总统，晚餐又是另外一位。”

这样的接触显然让索罗斯相对于其他人有了优势，当然，与政府官员共进早餐并不能让索罗斯知道一个国家货币贬值或者利率提高的准确日期和具体情况。金融界领导人不会把早餐上的忌惮和烤面包与金融行为联系起来，就算对方是索罗斯也不能说——讲得更确切一些，尤其是不能向乔治·索罗斯说。

然而，与这些领导人的接近使得索罗斯“获得了对事件的最感性、最真切和最直接的感受”，这使得他能够借以察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某个事件产生了什么样的反应。这正是旁人所不具备的机遇和能力。

索罗斯可能要等上好几个月才能受益于与一位领导人的某次交谈，也许正是哪位财政部长三个月前在午餐时候随口说出来的一句话，而三个月后，索罗斯会发现这句话的意义。但是，重要的是，他已经和那个财政部长会见过，并且把他们交谈的内容储存在脑袋里面，以便在适当的时候进一步加以利用，而别人却只能在报纸上获得他们想了解的东西。

伦敦华宝证券公司(S.G.WarburgSecurities)的首席国际经济学家乔治·马格纳斯曾指出：“索罗斯对于全球发生的事情及其发展的确是了如指掌，他的欧洲背景使得他在同僚中鹤立鸡群，那样的背景给了他不一样的观念，去探索这个世界如何拼凑在一起，特别是关于德国的重新统一和所有其他重要的欧洲事务......他的世界观很少受到某一国家或者另一国家国内问题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污染。他的作为在于高屋建瓴，构造一个宏大的图象，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投资机会。”

这样的世界观给了索罗斯很大的自信，他总是显得信心十足。

马奎支对此感受颇深，“他不是那种停留在自己的成功之上陶醉的人，他只是说，‘好的，亲爱的伙计，情况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你经常能够听到索罗斯使用这样的语句，例如‘这很明显’，或者‘如此这般的必然性再明显不过了’，或者‘产生这样的结果的因素非常简单也非常直接'他能够对整个树林明察秋毫，而别人则往往一叶障目。”

其他投资家不仅缺少进入全球金融领袖俱乐部的途径，而且即使他们获得了这种途径，也很少有人像索罗斯那样频繁地使用，他们不会像索罗斯那样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和全球领袖们接触，他们会觉得那是不务正业。

这些投资家更为习惯于交易室里的混乱嘈杂，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认为周旋于上层人物之间会让人分心，沾沾自喜，至少可以说是浪费时间。但索罗斯的想法与别人不一样：他能够了解呆在交易室里的重要性，但也看到了踏出办公室的价值。

踏出办公室并不仅仅是为了见一见某些重要的决策人士，也为了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来思考。如他所说的：“要想成功，你需要空闲。你需要有悠闲自在的时间。”

索罗斯的朋友拜伦·韦恩对这种以退为进的生活态度和职业态度深有感触。

韦恩说：“他体会到自己不能依靠在别人的身上。有人整天与经纪商谈个没完。索罗斯不认为这是利用时间的有效方法。他提俱与少数真正能提供帮助的人交谈，并且抽出时间来自己思考、阅读和反省。他寻找那些拥有哲学敏感的人，而不是只对那些能挣许多钱，却缺少精神的人怀有兴趣。他认为这些都是无法在办公室里完成的工作。”

“有一次，他同我说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话：‘拜伦，你的问题就是你每天都来上班。因此你的想法是因为自己每天来上班，所以才应该做些什么。我不是每天来办公室上班，我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来办......所以我在那一天会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你每天都来上班，每天都在于一些事情，于是就无法意识到某天是特殊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