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的我们的成绩遇到了下滑，这点我感到难以完全解释清楚。我们有先见之明，抛出了一些人气过旺的股票井收回了部分流动性资金，现金在9月底达到了基金资产的9%，联邦政府在10月7日的那个周末发布的缩紧政策对市场打击很厉害，我们的措施本应该至少让我们比平均水平好一些。

困惑与茫然

10月的下一个星期，温莎严阵以待，结果我们的成绩却进一步下跌。我们感到困惑，灰心丧气。这在金融板块尤为明显，我们重仓持有这类股票，本来还试图向市场证明某些具有先见之明的东西，不过，对于其中的S&L，由于短期利率调高和投资者的短线行为，它们的下跌也算是公平，我可以理解。然而，银行，尤其是我们持有的银行，这些股票作为战略品种，而且属于国内本地银行，因此持有者的筹码应当比较稳定，所以它们应该具备很好的抗跌性。然而，银行作为这次美联储(Fed)颁布法案的沟通者和参与者，它们害怕产生边际紧缩问题(marginsqueeze)，上一次的类似困境投下了一条长长的阴影，正严重侵蚀着这个证券市场中的这个板块。不仅如此，一些以前表现较好的板块也在10月灾害中回吐了大部分利润。石油股是我们有意避及的一个板块，它们占我们基金的份额比标准普尔低得多，可它们却是该季度的突出表现者。

美联储1979年10月发布的措施事实上是给萧条对症下药，让经济发展的引擎重新振作。残留的问题是经济是否会平稳着陆，还是会像战后的典型萧条那般莽撞。我认为这次会比往常温和，虽然没有更多的原因，但至少这一次不会像过去那样无法控制。然而许多权威人士却说，这次萧条的影响之深将不输给战后的那次萦条，甚至还要更加厉害。

然而任何臆想的评定都是极其脆弱的，因为就利率水平的变化来说，我们就像是在一个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地方，谁也不能妄下断言。股票市场偶遇浩劫，但和债券市场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所罗门兄弟债券指数(SalomonBrothersBondIndex)光在10月份一个月就下跌了8.9%。这种环境之下产生了两个好处，其一是对国际美元市场起了强烈信号作用，其二是清除商品市场的投机泡沫。商品市场没有停顿的膨胀，几乎完全失去了理智。投机行为先是纵情于黄金和白银，然后迅速蔓延，狂风烈火般地笼翠了整个商品市场。这样的市场，如果不是粮食和工业原料市场和1973年及1974年相比衷现要好许多，定然对我软着陆的猜想是一个巨大反击。虽然大部分的商品市场逐步恢复理性，国际油价依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向题。在原油价格大幅跳升到接近40美元每桶之后，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价格准则就失去了约束作用。如果不是又发生了一次伊朗危机，就好像上一次导致占领美国大使馆的伊朗危机那样，我预计油价会有所回落，然后可以伺机投入，等待更加好战和贪婪的欧佩克成员国提升油价。

投资者对石油和石油相关股票的需求提高了。温莎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市场的情绪进行抛售。1979年温莎的投资收益率接近20%，而这一组股票为温莎创造的收入占了其中的1/3以上。当大部分投资者为石油欢呼雀跃的时候，我们决定先行退出，便毫不迟疑地卖出了这些股票，收获我们的报酬。石油股在高峰期占了整个温莎基金的19%，而在我们财政年度结束的10月31日，石油股所占的份额已经不到5%。但是我们可能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因为从事实发展来看，石油股走的路还很长，而我们持有的其他股票却没什么动静。总体上说，1979年是我们潜心选股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