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投资生涯正好在市场开始活跃的关键时间点启动。股票市场虽然名声依旧晦暗不明，但实际上正在逐渐恢复往日的光彩。投资者对联合碳化(Union Carbide),陶氏化学(Dow Chemical)、明尼苏达矿业及制造公司(Minnesota Mining & Manufacturing)以及伊斯曼一柯达等行业龙头公司的成长预期明显较有信心，以至于其股价重新回到历史的高点。市场对普通股信心的恢复激励着投资者，他们愿意牺牲一部分收入来追逐资本收益，上市公司慷慨的股份分红更不待言。

吉兆的开端

战后经济复苏，整体向好，物价稳定。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接近4 000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高尔夫也热起来了，休闲玩家纷至沓来，这又是一个经济繁荣的信号。根据美国1954年对高尔夫球的统计数据，当年共有380万高尔夫玩家，高尔夫球场增至5000个，总占地面积达150万英亩e。这是20世纪下半叶的第4年，同时也是延续物价没有显著上涨的第6个年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是物价下跌44%，经济学家们都注意到了这种反差，所有的信号都是积极向上的，各类商品供求两旺。1月3日的《华尔街日报》报告说，许多公司管理层对经济预期乐观，各自都在筹划新建制造工厂。

作为对这些鼓舞人心信号的反馈，1955年的第一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冲至408.89点，刷新T历史记录。伯利恒钢铁(Bethlehem Steel)、克莱斯勒汽车、通用汽车、伊斯曼——柯达以及新泽西标准石油也都在1月3日这一天大步走高，换手率达到了500万股—当然按今日标准仍然微不足道，不过在1955年这可几乎是五年来最高的成交量了。杜邦公司跳高了4个点，收盘至171.5美元/股。看来我一来到纽约，纽约似乎就热情似火了。

我的面试并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在海军部队待过两年，听过两门金融课，在俄亥俄托莱多的领先男士服装店做过销售员，我想这些对于一个证券经纪人已经足够了。我每次一停下，就会有一大申的问题向我袭来，可能是要发掘我是否具备所需的基本素质。我可不懂害羞，也不会让人轻视，他们的问话无法让我抬不起头。面试结束后，我猜我做得相当不错，不过我没有留下来等待张灯结彩的款待。我还没等到获知我给纽约留下了什么印象就匆匆赶回了家，我要为克利夫兰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的一个职位接受面试。为了使旅途更加愉快并且能保证按时到达，也为了善待自己，我给自己买了张灰狗长途汽车的车票，谁想车上那群卡车司机彻夜放歌。

我没有受到纽约的优待:美林和Blyth没给我任何的婉约之词，而是平白地拒绝了我，美邦请我回去参加进一步的测试和面试，培基则得出结论认为我的声音缺乏必不可少的权威，做股票经纪人恐怕不合适，不过做证券分析师倒还可以考虑。培基提供的工作一开始让我感到不自在，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真的更加适合做证券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经理，而不是为了生计而歇斯底里地攫取别人的资金推高股市。股票经纪人干好的话收入可以不菲，但他们花费大多数时间就是为了持有股票，很少考虑投资组合的问题。他们的日常行为有时看来庸庸碌碌，愚笨又徒劳，且又受制于人，而我需要激情。如果我想成为证券分析师，克利夫兰就已然可以满足我—对我刚结婚四个月，一直没离开过托莱多的妻子莉莉(Lilli)来说也更为方便，我决定去这家银行。

我不知道，或许是对冷淡接待我的报复，我一离开纽约回到克利夫兰后，华尔街就受到了严惩，可能是因果报应。1月6日星期四，这是美联储宣布将购买股票的保证金从50%上调到60%的第二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跌2.2%，这是自五年前朝鲜战争场发以来对股东最惨烈的一次打击，隔夜《华尔街日报》对此做了报道，而且自这天起股市愈加恶化，直到1月14日才探底反弹。

虽然这些事件构成了我最初担任专业投资者的市场背景，但那时我还没有注意到太多。我的深谋远虑、我的恒久策略(可能有些人要骂我傲慢自大了)此时还暂时埋没在俗世尘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