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职业投资者，我对市场的第一次投资呼吁却是个错误，不过永远让它留在记录里吧。大约正式工作六个星期后，我开始对股票价格感到急躁不安。在我看来，在1954年规升了45个百分点以后，气势汹汹的道琼斯工业平均价格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DJIA)已经高得太离谱了，并且即将面临回落的局面。其他人都很有信心，认为市场能够从1月份的恐怖下跌中反弹并恢复过来，但我无法分享他们的乐观。虽然新闻报道称钢铁、铝业、橡胶、石油和造鞋行业(几乎包含了那时所有的重要工业部门)发展势头良好，但我担心一系列的新高已经充斥了太多饱沫。我向我老板提出警示，等待暴跌机会的降临，即我后来所说的反转点。

摇摆不定的第一步

作为一名资历尚浅的投资分析师，我的声音没有多重的分量，没有人会因此对我们管理的投资组合大动干戈。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如果真有人大发慈悲地问我:“好吧，约翰，那依你看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也将无言以对，因为我并没有可值得推荐的对策。好在我的警告没人理睬，结果是皆大欢喜。

股市1955年没有遇到艰难险阻，而是不断震荡上升，到年末上涨了17个百分点，1955年道琼斯工业平均价格指数收在488.4点，创下历史新高。

小组的判断没让我落入巨大的困窘境地，暂不讲谁更聪明，但很明显他们对市场有着更敏锐的洞察力。因此我再次投入了双倍的热情，让学习的曲线爆发式地向上延伸。使用一切可以得到的资料，在信息的海洋中狼吞虎咽，寻找股市内新鲜的深刻见解。那是一个新发明、新思想、新趋势层出不穷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中期，几乎每天都能看前所未见的新奇事物的相关报道，从通用电气建立第一个彩色电视演播室，一直到斯克里普托(Scripto)公司的液体铅笔，即如今圆珠笔的祖先。

工作的第一年，股市日平均交易I保持快速上升态势，无可辩驳，那时的交易量充其量只是现在交易规模的一个零头，但是在那时，不断创出历史新高的交易量标志着股市正在经历如火如荼的发展，这是可追溯来自大萧条时期的绝望和消沉中爆发出来的尖利呼喊。随着投资者们逐渐放弃过分强调工资收入和抵御资本损失的心理，交易的时代终于到来。1955年2月I日是我第一个完整工作月的第一天，那天纽约股票交易市场交易最活跃的10只股票中，到今天为止已经只剩下3只股票仍在继续交易。它们分别是: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s)、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和埃克森美孚(那时被叫做新泽西标准石油)。需要补充的是，后面两家公司已经经过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吞并、收购和剥离。那一天的最活跃股票名单上的其他公司不是被大公司兼并收购，就是自发破产消亡。当时地位突出的美国无线电广播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America)后来卖给T通用电气。其他的包括胡普公司(Hupp Corporation)，钱斯沃特航空器公司(Chance Vought Aircraft)以及两家铁路公司，即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cnnsylvaniaRailroad)和位于芝加哥明尼苏达的圣保罗太平洋公司(Chicago Minnesota St， Paul & Pacific)都破产了。

至于美国博世公司，这个1955年2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表现最活跃的股票，其股票交易量也不过仅占总股本350万股中的22.5万股。虽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显得微不足道，但是这样的交易量提供的佣金已足以支持那个时代相当原始的投资技术设施，我们没有科特龙证券行情报价机，也没有可以即时连接市场的桌面方案。所以我们吃午饭的时候会顺道去下培基公司，它是纽约投资公司的一家本地分公司。各种杂七杂八的资料都会摆放在被我们称为“花生走廊”的地方:在那里你总可以看到某人在某个椅子上打吨。然而，和我们在托莱多时使用的市场信息获取方法相比，这里至少有了巨大进步，托莱多可是更加偏僻的角落。为了全面地传达行情走马灯纸带上的价格，粉笔工必须在交易大厅内跑来跑去，不停地擦掉原先的价格，并把最新的股票交易价格写上去。不足为奇，大多数负责修改价格的粉笔工均是充满魅力的年轻女性，由于她们迷人的三围，投资者密切关注股价从来都不失为一项愉快的任务。

接下来，我在银行里有了制作统计表单的任务。这种表单类似于《价值线》杂志中给出的报告，但包含的数据更多。那时公司的信息并不像今日计算机输出的财务表格那样多种多样而且易于理解，我们必须主动挖掘信息，然后给出研究报告。最新的信息除了靠自己的体力劳动获得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但是通过建立统计表单，我们可以创建公司的完整历史记录。这是真正的苦力，不过这倒让我得到了最好的培训。即使是现在，如果要真正理解公司的业绩表现，

除了用铅笔和稿纸在各类资料中寻寻觅觅、勾勾画画之外，我仍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