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伯特投资方法的要点及他对道富管理研究公司的贡献

那么卡伯特投资方法的要点是什么呢?

不论别人问他多少次这个问题，他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法稍有不同而已，那便是：现实主义和小心谨慎；或者小心谨慎和现实主义。如图所示。

卡伯特投资方法的要点

你要是问波士顿投资界的老一辈，保罗·卡伯特的投资技巧的精华是什么，他们的答案也是一样的。“他非常小心仔细，而且其一丝不苟令人难以置信。”

卡伯特说：“首先，你得弄到所有的事实信息，然后就要面对这些事实信息了。”他还会很有个人特色地接着嘟囔道：“不要做白日梦。”卡伯特经常说，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现实的多个层面，没有达到一定年龄阅历，是没有办法成为现实主义者的。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也变得越来越小心谨慎了。

年轻人都很乐观，卡伯特说。他们总是预计有表现非凡的收益，还确信一切都会很顺利。人越年轻，就越容易冒险。年岁渐长你就会发现喝水前嘴唇和杯子之间总会保持一定距离。所以“我只对年长者有信心，因为他们经历过了大萧条、经济衰退、战争和许许多多的事情。”

卡伯特一生的职业生涯都献给了道富管理研究公司，现在公司位于波士顿一栋明亮现代的摩天大楼接近顶端的办公室里。漂亮的前台接待员将客人的大衣放到衣橱里。一切都彰显着高效和气派。

但卡伯特先生自己的办公室就是另一番景象了。进了他的办公室，我恍然觉得又回到了本科生年代在哈佛教授的书房里：一把老式的削笔刀插在门内；一排很简陋的木椅子，一个木头衣架上挂着一件灰色外套和一顶波士顿帽（波士顿帽在正式流行起来之前，曾在网球场的好手们之间时髦过好几年），装着玻璃门的书柜里是一本本的商务卷宗。而坐在一张俭朴的大书桌后面的卡伯特先生，身形瘦小结实、脸色红润。他的穿着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典型装束：灰色的粗花呢西服和马甲。

我问他觉得自己在哈佛大学捐赠基金的表现如何，那些结果是不是充分考虑了后来资本的进出。

“呃，”卡伯特说，“我是在，”他顿了下，身子朝前倾去看书桌上一个巨大的有烫金字的红皮盒子，很明显那是退休的纪念品，“1948年我开始接管哈佛捐赠基金的。那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他嘀咕着，朝着盒子点点头，说：“记不清具体日期了，不过在我1965年离开时，基金已经涨了500%。哈佛每新建好一栋楼就把当年建楼的成本勾销，这是对的，因为从财务上看，那是债务。很凑巧接受的馈赠资本正好基本支付了建筑费用，所以捐赠基金确实是涨了大约5倍。当然，那时候时机很好。”

我问起了他在那之前更早的事情。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个什么样子啊？

卡伯特说起他最早做的交易时，不由得乐了，但又有些不悦。

“我们第一批大买卖是卡夫，你应该知道，是做奶酪的。老卡夫在芝加哥的家里白手起家。他经常驾着辆轻便旧马车卖东西。后来，人们发明了巴氏杀菌法来保存奶酪……实际上把奶酪味道全破坏了，吃起来就像吃牙膏似的。

我还是喜欢纯天然的奶酪。但无论如何，我们买进股票时，销售量大约为两三百万，现在那就是20亿了！我们那时候不想加入公司的董事会，但现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邀请一位朋友吉姆·崔博加入卡夫公司董事会，代表我们。他可真是个狠角色啊。

“卡夫先生是虔诚的浸信会教徒，从不抽烟喝酒。有一次我们到芝加哥，都待在德雷克酒店的一个房间里。吉姆·崔博躺在床上，翘着腿。我们都在喝着波旁酒、抽着雪茄。然后卡夫先生走了进来，说他刚刚从哈尔希和斯图尔特那儿借了200万美元。崔博像一把折叠刀般从床上弹了起来。‘就那些狗杂种？’他说。但这还不是最糟的。卡夫先生解释说，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哈尔希和斯图尔特已经获得了公司一半的期权。崔博和我都说他是个疯子、笨蛋。我们估计，哈尔希和斯图尔特会以200万美元出售他们已经到手的债券，但是会保留期权，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半个公司了。但后来情况不是这样的。他们决定将一半的期权配送给任何买进债券的人。于是，几周之后，债券比票面价值上涨了160%！我们真是受够了卡夫。他是个能干的商人，但却对财务管理一窍不通。

“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事实上，多年以后，我自己当起了卡夫的董事。那时，美国2/3的奶酪都是他们卖出的！无论如何，我发现在会议桌旁坐在我身边的是卡夫先生。

“‘崔博先生现在怎么看我？我还是又疯又笨吗？’老头子问我。

“我告诉他，‘卡夫先生，我觉得他应该还没改变看法。’

“我刚开始在这个行业打拼时，没人相信普通股。人们都认为普通股风险大，很陌生，根本不适合保守的投资者，债券是他们喜欢的。我听到的第一个严肃讨论股票可以作为可取的投资方式的人是埃德加·劳伦斯·史密斯。他的代表作是《普通股作为长期投资》（Common Stocks as a Long-Term Invest-ment）。很奇怪的是，埃德加·劳伦斯·史密斯自己从来没有投资过，他是破产之后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