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扇门关上了，一扇窗户打开了

我的任性、冲动以及幼稚，让我在波士顿发现了( 其实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一个合并伙伴，我希望这能够帮我解决公司的问题。合并协议签署于1966年6月6日。在我们的股票处于牛市高涨期时，在1973年年初之前，这场“婚姻”都是甜甜蜜蜜的。但是，随后熊市到来，股市暴跌(股票价格最终下跌了一半)，我本人和公司中那些已经成为了我的新合伙人的年轻而大胆的投资经理们，却让公司的基金股东大失所望。(公司一项基金 的资产价值猛然下降了75% !)

1974年底，熊市出现损失，公司股东大量逃逸，我们管理的资产从30亿美元下跌至13亿美元。毫不奇怪，我和我的那些合伙人吵翻了。但是，在公司董事会中，我的对手掌握着更多的选票。正是他们将我从我自认为是自已的公司里面轰了出来。不仅如此，他们还打算将整个惠灵顿集团搬往波士顿，我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我喜欢费城，这是一座收养了我并对我关爱有加的城市。我曾在这里种下了我的根，甚至发拥出了更多自己根本不敢奢望的钻石。1956年，我娶了我心爱的妻子伊芙。她在费城出生并长大。到1971年，我们已经生育了6个可爱的孩子(他们最终共给这个大家庭生育了12个可爱的孙子孙女)。我们打算居住在以前的老地方，为此我专门做了一项计划来实现这一想法。虽然我在惠灵顿集团的职业生涯之门被关闭了，但同时上天为我开启了另一扇足够宽的窗户，让我得以继续留在费城。

要打败公司合伙人的诡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事实上，如果我没有具备别人曾经提起过的那两大特点“ 理想主义者的执着与街霸式的敢打敢拼精神”，我就不会尝试着去做了。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我终于能够充分利用惠灵顿基金( 由其股东持有)和惠灵顿管理公司( 由公众股东持有，但现在基本上由之前那些解雇我的合伙人控制)在治理结构，上的轻微差异，并将这种差异发展为一个全新的职业而且发掘出了更多的比我以往任何时候能够想象得多的钻石。

棘手的难题

基金董事局成员本身大多不受惠灵頓管理公司的管制，因此我提议他们采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的治理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基金可以进行自我管理。当时的想法是很简单的。既然我们的共同基金能够进行自我管理并节约一笔不小的费用开支、为什么还要从外面弄来一个公司来管理共同基金的事务(这是过去和现在金融业一贯采用的做法)?它们可以真正成为共同型共同基金。这场战斗是艰苦的，经过了紧张忙碌、吵吵闹闹的8个月之后，基金董事会成员也几乎分裂为两大阵营,但这种新的治理结构最终取得了优势

我将我们的新公司命名为“先锋"，这是1798年在尼罗河之役中，英国取得伟大胜利而击败拿破仑舰队时，霍雷肖.纳尔逊将军所用的“先锋号”旗舰的名字。我想告诉外界，久经纱场的先锋集团将在共同基金战争中取得胜利，而且先锋集团将会像字典上所说的那样成为“新潮流的领导者”。然而，基金董事允许先锋集团(现在由基金持有)仅能处理公司行政方面的活动，并负责基金的运作、法律和财政事务，于是，我的想法受到了一定的挫伤。当我们于1975年5月开始操作时，我们被禁止负责投资管理和市场营销，这是基本共同基金服务三大内容中的两大关键服务内容。让我懊恼的是，这些关键服务将继续由惠灵顿管理公司中的那些竞争对手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