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忠告：
“特定经济模式弊端的积累的确只会为投机家们提供乐园。”
房地产的问题常常被投资者们忽略，但是在所有的行业中，它是最容易产生泡沫的一个，而对于股市来说，这种泡沫还需要建立联系一以银行为中介。
“新兴工业国家的一个常见问题是银行体系，在其中弊病的积累将使得它们仅仅是一层窗户纸。”
“对房地产业和银行业的观察常常是投资者认识荣枯相生过程转折点出现的重要标志。”
大约在泰铢贬值之前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坦曾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预言：按金融危机危险信号衡量，在东南亚诸国，各国货币正经受着四面八方的冲击，从而有可能出现1994年墨西哥式的经济大灾难。接着，他又坦言，如果东南亚发生金融动荡之类的危机，那么，泰国将首当其冲。
戈尔茨坦及其所代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南亚国家并不那么受欢迎，因为前者被亚洲的后起之秀们视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言人和装饰品。在这些昔日的殖民地国家的领导人看来，相信他们无异于出卖本国的民族利益。
戈尔茨坦先生并末得到东南亚诸国的重视，尤其是在泰国、朝野上下都为一道描绘未来的蓝图所陶醉，如何又能接受得了前途未卜的预言。
90年代前期，当西方发达国家在衰退中苦苦煎熬，西方文明的殒落似乎就在眼前闪现之时，东南亚经济增长却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令世界为之惊叹，连那些一向眼中无人的白人老板也自愧不如，心中充满着嫉恨。
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一场大跃进，加快金融自由化步伐，以求驱动经济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并想当然地认为，21世纪即是亚洲的世纪，而亚洲的世纪即是东南亚的世纪，世界权力的重心从此将向这个渐露雏形的地区偏移，云云。
然而，被舶来的葡萄酒灌了个头重脚轻的东南亚人却忽视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东南亚过去几十年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外延投入的增加，而非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即内涵增长，因而在如此局限的增长模式基础上竞相放宽金融管制，与世界顶尖金融强手争吃大金融市场的“蛋糕”，无疑是在沙滩上兴建摩天大厦，隐患重重，极易被外力击破。
这一点，老谋深算的乔治索罗斯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判断道：“特定经济模式弊端的积累的确只会为投机家们提供乐园。'索罗斯是一个有着深刻洞察力的哲学思考者，也是一个对机会的敏感性极强的金融投机家，东南亚出现了如此巨大的一个金融漏洞，自然逃不过他的掌心。他一直在等待着最后机会的到来，他要捞一大笔，创造出另一个类似于击跨英格兰银行式的奇迹。
其实，早在1995年，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曾对亚洲七个国家经济状况作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劳工素质低下、贸易收支恶化、通货膨胀上扬，正面临经济过热的危险；而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因超额生产能力、企业债台高筑以及缺乏高等教育和技术劳工等，将遭遇“成长性的衰退”(GrowthRecession)，有可能陷入一场可怕的经济危机之中。
克罗斯比公司认为由于经济快速成长，东南亚企业普遍高估房地产供给、制造业的产能和公司人员规模，因此造成了“乐观的错误”。有关当局加快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步伐，往往又会对“乐观的错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届时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状况突出衣现为投机行为高涨泡沫经济四处膨胀，整个市场被蒙蔽在一片虚假繁荣的七色光圈之中，从而为诸如乔治·索罗斯这样的金融杀手创造出绝好的进攻机会。
然而，沉浸在“东亚奇迹”的喜悦和梦幻之中的东南亚诸国，对上述忠告均置若罔闻，态度类同于对待戈尔茨坦那样。这一切，索罗斯一直在心中暗暗高兴。
德国《经济周刊》在谈到这次泰国金融市场动荡的成因时更为直接，1997年7月10日一期刊登署名文章说：“亚洲的崛起似平是不可阻挡的，但泰铢大幅度贬值的情况表明，老虎并不是不可伤害的。有一个人被认为对此负有责任，这个人就是索罗斯。他和其他一些人投机人自2月份以来一直对泰铢发起进攻，直到政府终于屈服，使泰铢与美元脱钩”。
泰国及东南亚国家此次遭受重大打击的根本原因是其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主要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拉动。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制定了一些风险很大的金融政策。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越南等国家的经济发展，从它们手里抢走了很大一部分订单，东盟国家经济基础的脆弱性暴露无疑。
香港报纸把泰国金融风暴称为一场由国际货币投机商导演的“亚洲狙击战”。一位投机商直言不讳地说：“早在去年底，我们就像在山峰上俯瞰鹿群的豺狼对泰国虎视眈眈，跃跃欲试。”“在我们眼里，泰国已不再是一头猛虎，而是一头受到重创的猎物。”
而挑起“豺狼兽欲”的是早在1994年就在美国富有盛名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撰写的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这篇文章针对东亚的经济形势提出了一个命题：“东亚无奇迹”。这位投资商说：“我们看到文章就思忖，亚洲的增长可能会有限度。”“泰国‘泡沫经济'的耀眼光彩被我们盯上了”。
“东亚无奇迹”这一命题的核心思想是，东亚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什么奇迹。所谓的“奇迹”不过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持续投入带来产出扩大效果时，呈现出来的一种现象。一旦投入告一段落，增长也将随之停止。由于劳动力投入无法再增长，教育水平无法再提高，资本积累也很难维持在高水平上，而外国资本的投资目前也多是投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入也以对拉美国家为主，并不是东亚。
所以他断言，一方面不存在什么“东亚经济增长奇迹"，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不久就会慢下来，追不上西方国家，下一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不在东亚，而仍在西方(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克鲁格曼的东亚概念是指东亚南亚、西亚之一，包括东南亚)。
现在我们再回来看一看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在“东亚经济奇迹”中早就潜伏着的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所体现在金融领域上的漏洞给索罗斯创造着机会。
首先，基础设施投资不足。
数字能够说明问题一当时85%的印度尼西亚人没有卫生设备；曼谷交通堵塞现象十分严重，一名普通曼谷居民每年要在路上浪费44天时间。
亚洲辉煌的经济成就举世闻名，然而专家却发出了警告：在许多经济繁荣的地区，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日益严重，导致具有爆炸性的社会问题越积越多，并威胁到今后的经济发展。一些专家举行的一次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才能继续保持经济繁荣。
看一眼有关东南亚的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出，基础没施受重视不够。尽管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用于基础设施的开支已从20年前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增至日前的6%。
世界银行东亚问题专家哈林德尔.科利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这个地区，尤其是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国，在投资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类似国家，比如南美洲国家”。
对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可能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个问题可以从该地区一些国家遭到的挫折中找到答案。据世界银行说，1995年菲律宾经济增长率下降两个百分点可能是由于对基础设施投资不足。
科利警告说，与此同时，投资不足可能引起恶性循环，谁都无法预料这会带来何种社会后果。亚洲城市和农村之间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这种不平衡在整个亚洲地区都很突出。有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或地区例外一它们只都是弹丸之地。
在能源供应和供水方面如此，在交通和通讯方面也是如此。东南亚人口约5亿，其中有1/3生活在城市地区，目前每年还有2000万人加入此行列。到2020年，亚洲大多数人将生活在城市。
科利说：“只有尽快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充分投资才能应付这种人口流动问题。”然而，这需要巨额投资。据世界银行估计，从1996年算起，东业仅在其后10年就需要对基础设施投资1.2到1.5万亿美元。专家们一致认为，在任何国家，政府都无法改变局面。
科利说：“不仅没钱，也往往缺乏管理知识。”他说，只有私人投资者能够提供这些。然而，在过去一年里，私人投资者承担的基础设施工作只有10%。
这里有个难题：私人投资者一般都只对预计能在七八年内收回成本的项目感兴趣，而不愿意承担只能使他们在多年后获利的许多大型项目。
其次，出口产品结构单一。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各国未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有着较大的关系。
东南亚各国以往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出口取得，如泰国出口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电子产品的出口占很大比重。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额的65%。而大量出口又主要依靠了劳动力成本低这一优势。
事实表明，在经济起飞初期，国内产业结构借助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行业是可行的。然而，如果出口产品单一，产业结构与其他国家较为接近，而国际市场对这类产品的进口规模有限，就会出现现行的经济结构难以适应国际市场变化的问题。
东南亚各国正是在这方面吃了苦头。在1996年世界性电了产品需求萎缩的影响下，东南亚各国出口大幅下降，从而使经常项目赤字扩大，国际收支平衡失控。这也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人才技术短缺。
危机爆发以前的许多年中，泰国新技术的采用、新设备的更新进展不太理想，在教育培训等方面所投入的资金也比较少，结果是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短缺，劳动工资成本上升。如泰国纺织、服装等行业的劳动成本甚至相当于孟加拉的6倍。
由于技术人才短缺，泰国工程师平均每三个月就要调换一次工作，而每次调换工作都能得到10%的加薪。
这些问题使外国投资者在泰国的投资兴趣减退，泰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贸易赤字恶化，外汇储备减少，从而加大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的可能性。
此外，由于泰国外债借贷成本相对较低，所以部分外资也投向了利润较低的、市场本已供大于求的钢铁、石油化工等行业。政府引导投资决策的失误导致目前泰国许多工厂陷入困境，有的甚至被迫宣布破产，从而进一步加重了金融机构的呆帐坏帐负担。
第四，房地产泡沫。
席卷东南亚各国的金融风潮余波已息，但是其影响即使在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的消除。在危机期间及其后几年间，各国都付出了沉重的低价。仅仅从1997年年初到9月初，泰铢已贬值40%，印尼盾和菲律宾比索也贬值了20%以上，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16%，国力比较雄厚的新加坡的货币也贬值了8%。人们不禁会问，长期取得高速增长的东南亚各国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痛定思痛，确实有不少值得深思的经验教训。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东南亚各国金融危机的导因是房地产泡沫经济破灭。索罗斯则在危机之前就曾对《金融时报》的记者发表了一番宏论：“房地产的问题常常被投资者们忽略，但是在所有的行业中，它是最容易产生泡沫的个，而对于股市来说，这种泡沫还需要建立联系——以银行为中介。”“新兴工业国家的一个常见问题是银行体系，在其中弊病的积累将使得它们仅仅是一层窗户纸。”他用他的荣枯相生理论判断说：“对房地产业
和银行业的观察常常是投资者认识荣枯相生过程转折点出现的重要标志。”可惜当时没有人明白他的这番话里的潜台词。以泰国为例，泰国对外国资本开放国内市场后，由于实行泰铢对美元的联系汇率和高利率政策，的确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泰国外债由1992年的200亿美元猛增到后来的900亿美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但如此大量的外资流入后政府却未能及时对外资的投向和领域进行适当引导，再加上泰国真正有较高投资收益的投资场所不多，结果是大量外国资金一开始就投向了房地产市场。
许多房地产商大兴土木，一些金融机构和银行见有利可图，就向房地产大量发放贷款。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泰国银行投向，房地产的资金约占其放贷总额的30%，各类金融机构对房地产市场的放贷占其放贷总额的50%左右。大量资金投资于房地产，导致房地产市场过热，房地产价格在短期内一涨再涨。房地产商人为地抬高了房地产价格，并以此为抵押继续大量借外债，这样周而复始，加大了国民经济中的泡沫成分。
然而，一旦经济基本条件发生变化，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就会“原形毕露”，房价急剧下跌，房地产商资不低债，造成银行呆帐坏帐急剧增加。
据泰国统计部门，泰国1997年的银行呆帐坏帐总额超过200亿美元，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放贷。当然，后面我们还将提到，其它一些评估机构的估计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而大部分金融机构放出去的贷款又是从国际资本市场借来的，导致一些金融机构也面临破产，整个金融体系动荡。印尼、马西亚和菲律宾情况也相同，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