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作为伦敦一家商业银行见习生的身份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开始学习股票套利交易。套利指的是从不同市场间的小幅价差中获利。当时，国际上交易的主要是石油股和黄金股，规定使用一种特殊的货币，即转换英镑（switchsterling)，或升水美元(premiumdollars)。官方的汇率是固定的，但是用于资金交易的货币会根据供求变化而在官方规定的区间内有所浮动。

1956年，我移居美国。在欧洲共同市场成立后，人们热衷于投资欧洲证券，于是，我也积极投身其中，从事交易、证券分析和市场销售。这项业务在1963年戛然而止，因为当时约翰F.肯尼迪总统推出了一项所谓的利息平衡税（interestequalizationtax)，即对在海外购买外国证券强征15%的额外费用。后来我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美国的证券上，最初作为一名分析员，后来成为对冲基金经理。我是第一代对冲基金经理，当时最早从事这一行当的人屈指可数。

作为一名分析员，我见证了银行业的逐步崛起。1972年，我写了一份题为《成长性银行股案例》的报告。当时的银行被认为是最贪婪的机构。管理层受到20世纪30年代失败的重创，对安全性的顾虑优先于利润和增长。该行业的结构实际上被监管限制得死死的。跨州的扩张都受到禁止，在一些州，甚至连设立支行都是非法的。一个缺乏活力的行业吸引的是一些缺乏活力的平庸人士，这一行业很少有什么创新的举动。银行股为那些追逐资本利得的投资者所冷落。

在报告中，我谈到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是投资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受过商学院教育，并以利润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的新一代银行家正在成长。新思维的精神中心位于沃尔特•瑞斯顿(WalterWriston)领导下的第一国民城市银行（FirstNationalCityBank)，在那里接受培训的人奔赴四方，在其他银行担任高管。各种新型金融工具不断问世，一些银行开始更加大胆地运用其资本，创下了盈利可观的业绩。当时最出色的银行的资本利润率（returnonequity)超过13%。在其他任何一个行业，这样高的资本利润率，再加上增长超过10%的每股收益，其股票在市场上的发行价将大大高于其净资产价值。但是，尽管如此，银行股发行的溢价却很低甚至没有。不过，许多银行已经达到了当时标准所能接受的审慎杠杆的极限，它们若想继续增长，就需要补充更多的资本。在这一背景下，第一国民城市银行还组织晚宴宴请了证券分析师，这在当时的银行业可是前所未有的事。

这件事推动我出版了我的报告。我在报告中说，银行股即将复苏，原因是管理层将讲出好故事，他们已经开始讲了。事实上，银行股不出所料地在1972年走出好行情，我为我的对冲基金购买的成长性银行股盈利达到约50%。

接下来爆发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货币中心银行参与到石油美元循环交易中。欧洲美元市场诞生，国际借贷大潮开始。大多数业务在国外展开，美国的银行设立控股公司以规避国内的监管。许多新型金融工具和融资技巧应运而生。与几年前相比，银行业变得发达了许多。1973〜1979年，真正的国际信贷风暴发生了。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全球通货膨胀的基础。美国并没有置身其中，它正受到经济滞胀的折磨，即通胀上升伴随着高失业率。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加剧了通胀压力。为了控制通胀，美联储采纳了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学派规则。美联储放弃了之前一直实行的控制短期利率的做法，改为货币供应量设置目标，允许联邦基金利率自由浮动。1979年10月，美联储推出了新政策，当罗纳德•里根总统就任时，利率已经处于历史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