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从表白自己开始，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它的特征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除此以外，还有思想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它(资本流动)采取直接投资和金融交易两种方式。后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最近几年，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在加速，直到它达到变动的均衡点，而这种流动使得各个国家的汇率、利率和各种证券价格密切关联。在这个方面，40年来金融市场的特征变化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我一直处在这个变动的过程中，所以由我来谈论全球经济，谈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更恰当。

毫无疑问，全球一体化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利益。但是，全球资本主义不是没有问题。我的发言大部分集中在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好理解。如果我们需要这个制度继续生存就需要更好地理解它。

金融市场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国际金融市场更是如此。国际资本流动由于它的兴盛-破灭的模式而声名狼藉。在兴盛时期，资本从中心流向外围，但是，当信心下跌的时候，就具有从外围回流的倾向。我40年都浸泡在国际金融市场，看到许多衰退、恢复、兴盛、破灭，我很清楚，国际资本市场的特征变得越来越制度化，但是，需要更大的弹性。然而，在历史证明我错了以前，我不能相信现在的繁荣不会紧随破灭。

这种破灭的风险在迅速增加-由于我们对如何操作金融市场理论性的理解有个致命的缺陷。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基础上的，在我看来，在金融市场上没有均衡这样的事情，因为市场的参与者都在试图对未来贴现，或是由市场预期本身形成的，它给出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而且只有事情实际过程中的意外事件能够对普遍的预期作出反映。据说，经济本身给他们自已设计的白由放任思想仍然影响很深，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思想。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混乱。它提出的问题是:应该如何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马哈蒂尔先生在昨天建议禁止货币交易是不合适的，这不值得认真考虑。对资本的瞬间转换干预，象这样的处方是灾难，马哈蒂尔是其国家(麻烦的)责任者。

不过，亚洲市场最近的骚乱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如货币盯住、资产泡沫不充分的银行监督、金融信息缺乏，这些都不能忽视、市场不能留下被纠正的错误，因为他们可能反映强烈或过度，而且会以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方式表现。比如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不加区分就是严重的错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保持经济稳定、保障机会平等、提高社会保障上，国家的作用日益增加，尤其是在高度工业化的欧洲和美国。但是，国家寻求公民福利的能力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一直受到严重的削弱，它允许资本比劳工更容易逃税，资本倾向于避到这样的国家:那里的就业有很重的负税，或就业有高度的保护。它导致失业上升，这是欧洲大陆所发生的，我不为欧洲大陆古旧的社会保障制度辩护，它迫切需要改革，但是我关心欧洲、美国福利的削减。

如果社会服务减少太多，而它(社会)的不稳定在上升,这可能产生普遍的愤恨，并导致美国与欧洲之间新的保护主义浪潮。特别是如果在货币繁荣跟随着出现一些严重的破灭之时，这可能导致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破灭，就象30年代的大危机那样。

我要强调，开放社会在目前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信息自由。例如，我受到马哈蒂尔的各种伪造的令人讨厌的谴责，我成为他掩盖自己缺点的替罪者，他在给国内听众表演。如果他和他的思想容易受到马来西亚国内独立传媒的惩罚，他就不可能逃脱掉。和世界其它地方一样，信息自由在亚洲也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