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自认是上帝!而几十年后，成为国际理财大师和慈善家的索罗斯发现现实和他的幻想是如此的贴近!
乔治·索罗斯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中上阶层家庭。具体的出生日期尚无从考证。对于一个目前叱咤风云的国际投资大师来讲，这一点颇令人不可思议，于是，本书的主人公便以这样一个神秘的面孔出现在读者面前了。
索罗斯的匈牙利名字是DzjchdzheShorash,到了美国以后，他在朋友的建议下根据拼音改名GeorgeSoros。索罗斯的父母都是犹太人，犹太人的身份对其一生影响甚剧，索罗斯一度为自己的犹太血统而感到不自在，直到他立身成名之后才坦然接受这一事实，并宣称为自己的犹太血统而自豪。
童年的乔治并没有表出与同龄人的太多不同，整个30年代，小乔治几乎都在离布达佩斯不远的鲁巴岛上度过。鲁巴岛是多瑙河上的避暑胜地，在布达佩斯以北，可以坐船，也可以开车到达。小乔治长得娇小、漂亮，虽然看不出有什么天才的表现，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聪明，并且常常出人意不致。10岁时，小乔治自己编了一份报纸，取名《鲁巴喇叭》，里面充满儿童眼中的世界和离奇的幻想，我们不知道他的在西伯利亚战俘营中并编过“木板报”的父亲给了他多大的帮助，但可以肯定的是报纸上的所有文章都是出自小乔治人的手笔。这份报纸的销售对象是鲁巴岛上的40多户家庭。乔治童年的朋友费伦茨.内格尔还清楚地记得乔治以很低的价格向大人们展开积极的推销攻势。这是乔治·索罗斯最早的经营活动。
小乔治聪明伶俐，喜欢出风头，有很强的求胜欲望。童年的乔治喜欢玩一种叫做“资本家”的游戏。这位未来的理财大师从小就表现出非常的赚钱本领，他在游戏中每玩必赢。有趣的是常常同他一起玩这种游戏而且玩得最差劲的一个是乔治.李特温，这位在“资本家”游戏中表现得笨手笨脚的男孩后来成了厉史学家。
屡战屡胜使游戏变得枯燥，而小乔治天生喜欢冒险和刺激，于是他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增加了游戏的难度，规则之一是游戏中出现了证券交易所，对于一个刚刚10岁的孩子来说这一做法简直令人瞠目。几十年后，也就是60年代，索罗斯回到匈牙利，又见到了费伦茨·内格尔，内格尔问索罗斯靠什么为生，已在金融界崭露头脚的索罗斯说着回答:“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玩的‘资本家’游戏吗?现在我做的就是这个。”
除了玩“资本家”游戏，小乔治还擅长运动，他身体健壮，动作灵活，虽然个头不高，但游泳、驾帆船、打网球都是他的拿手好戏。打网球更是他终生酷爱的运动。据说索罗斯举行第二次婚礼时迟到了，原因就是在此之前他在打网球。但不知为什么，他就是不喜欢英式足球，他认为那种活动不适合他。
虽然成人后的索罗斯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并宣称宁愿作个哲学家，但他在上小学时却看不出怎样出色，他自己不记得自已特别喜欢什么科目，而他的同学也记不起他是个优秀的学生，或许他后来神话般的投资生涯与他的小学教育关系不大，但至少在学术上来看他是大器晚成。他的同班同学米克拉斯·何恩认为:“乔治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只能算中等，但他能言善辩。”而索罗斯一直引以为傲的投资专著<金融炼金术〉(TheAlchemyofFinance)却实在没几个人能看得懂，尽管他在记者面前滔滔不绝地加以解释，但记者们最多的反映则是惊叹:“这太抽象了,”“能不能再具体一点说明?……”有人说索罗斯很难把他的思想表达出来，而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只坚持自己的理论。
小乔治在功课上不怎么突出，但好斗和顽强的性格却已暴露无遗。乔治的学校把所有年级都分成两班，犹太人一班，非犹太人在另一班，这样的做法也反映了当时欧洲国家中的反犹太情绪。尽管孩子们未必懂得什么叫反犹太主义，但人为制造的两个集团之间的冲突却不断发生，小乔治也经常是殴斗中的干将。小乔治并非针对非犹太孩子，因为他有很多非犹太孩子的朋友，但打架对乔治是一种很刺激、能够满足其求胜欲望的游戏。何恩回忆道:“乔治非常大胆、外向，他喜欢和其他男孩打架，真的，乔治知道怎么出拳，怎么防卫。”
恶作剧是乔治的另一个爱好，但他一般会注意分寸，因为如果被老师抓住可不是好玩的。波尔·泰滕义是乔治在州立学校的同学，1942年，他们俩同时报名参加童子军，在一次童子军会议上，他们要填一份单子，可小乔治拿着单子大笑着跑，就是不让波尔签名，波尔决定“给他点颜色看”，于是两人便打起来，当老师闻讯赶来时，两个男孩仍在椅子底下打得不可开交。结果，两人都收到了书面警告。
虽说多数场台小乔治与其他孩子表现无异，但如果认为他不过尔尔可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个表面平静的孩子的内心中一直激荡着一个不可抑制的念头，那就是“我是上帝”，一个孩子把自己想象成某个英雄也许并不奇怪，可能每个人在童年时代都有过这样的梦想，但把自己看作是救世主却不同，那意味着不仅相信自己有着超凡的能力，并且明了世界的苦难，这对一个孩子来讲未免太复杂了。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乔治只有九岁。由于那时纳粹德国对匈牙利并不构成威胁，所以布达佩斯一如往昔般平静，同一年，苏联军队开进芬兰，在匈牙利引起很大反响，当地报纸呼吁援助芬兰。让人惊讶不已的是小乔治跑到报馆，表示要拯救那个遥远国度的人们。惊异的编辑们为此还写了一篇文章，称赞小乔治的“爱心”。这次行动也许是索罗斯对“我是上帝”的理想的第一次实践吧。长大成人尤其是成名后的亿万富翁索罗斯是否仍抱着同样的念头我们不得而知，但许多和他熟识的人似乎都有一种想法，那就是把他拉回尘世。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朋友或同事认为他自己是上帝这件事情不太正常，而且似乎不妥，但这事发生在索罗斯身上，他们也不觉得太出格，毕竟，他太强有力，而且本身就具有某种神秘的气质，令人肃然生畏。
在索罗斯的一生中对哲学和对赚钱至少有着同样的兴趣，除了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期间受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的影响对哲学情有独钟外，在生意场不顺利时他也潜心研究哲学，并努力完成他的手稿《意识的负担》。完整的索罗斯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作为全世界最成功的投资家，他的最子基金以35%的年增长率增长，所积财富令世人眩目。他的另一部分就是他的心路历程:幼年时的救世主心理，求学期间及后来的哲学思想发展，以及作为一个大慈善家的乐善好施……对于“我是上帝”的念头，索罗斯内心中也存在着矛盾，他在一本书中写道:“说真的，从孩童时代，我就存在相当强的救世主幻想，我觉得这事必须加以控制，否则可能因此惹上麻烦。”
同样的说法出现在1993年6月份的英国《独立报》上，他说:“当你认为自己是上帝，也就是万物的创造者时，那是一种疾病，但是我终于熬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很自在。”
看起来索罗斯并不喜欢自己的这种念头，因此一直力图克服它，但实则索罗斯可能终其一生都难以摆脱这种信念，他把它看成是自己思想上的负担，但更主要的是他为自己的思想很难向人倾述而感到痛苦。一般而言，索罗斯对童年的心迹避而不谈，我们能够看到也是最能表现索罗斯的这种矛盾心理的是他在<金融炼金术中的一段话:
“我承认自已总是沉溺于自视甚高的夸大观念里，对此读者应该不会感到惊奇――讲得坦白些，我把自已想象成为某种上帝，或者象凯恩斯那样的经济改革家，或者象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那就更棒了。我对现实有十分深刻的认识，所以我知道那样的期望过分高了，因此我象犯罪一样，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在我成长中的大部分时光里，它是令我相当不快乐的一个原因。而走进这个世界后，现实和我的幻想又靠拢得足够近，使我终于敢于承认自己的秘密，至少对自己坦诚。不用说，这样一来，我感觉快乐了许多。
任何取得事业成功的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自我满足感。我们发现，作为理财大师和慈善家的索罗斯的满足来自于“现实和我的幻想靠拢得足够近”，也就是说作一个理财大师和慈善家相当接近他儿时自认上帝的幻想。
除了索罗斯自己外，恐怕不会再有第二个人知道他心目中的上帝到底是什么，因此我们只好勉强得出上面的结论。索罗斯的朋友不愿相信他真的自认上帝，因此有人说，索罗斯的意思并非他“是”上帝，面是相信他能和上帝交谈:另一个人认为索罗斯这么说只是表达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自称是上帝，只是一种半开玩笑的表达方式，就像别人也可能拿自己和拿破仑比较。”
真的是这样吗?当然许多人宁愿是，因为把自己当成上帝或其他的什么救世主往往是一种很可怕的想法，它让人想起某些电影中的终极角色。
索罗斯自己也曾以此开玩笑，当一位记者向他表示，他应该生而当教宗时，索罗斯反问:
“为什么?现在我已是教宗的老板了。”
乔治索罗斯是上帝是谁灌输了这样的想法?也许是他的父母，更进一步说是他的父亲。
乔治的父亲名叫提瓦达，母亲叫伊丽莎白，他还有个哥哥，名叫保罗，长乔治两岁，这个犹太家庭在匈牙利本是中上阶层，如果是在和平时期，本应当安康详和。但命运多舛，这个家庭的成员经历了许多磨难。乔治的童年时代，他们已家道中衰。
年轻的提瓦达是鲁巴岛的英雄，他拥有一副健壮的体格，黑头发、黑眼睛，被认为“相当英俊”。青年提瓦达热情、好动，雄心勃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瓦达参加同盟国军队同协约国作战，表现聪明果敢，不久升为上尉。但终于不幸成为俄罗斯的俘虏，被押送到荒凉的西伯利亚。然而在战俘营的日子中提瓦达上尉仍壮志未减，他主编了一份叫做“木板”的报纸。当然战俘营里可没有印刷机器和工厂，因此他只好把手写的报纸钉在木板上。“木板”之名便缘于此。为了提高报纸质量，他让文章作者们躲在木板后面偷听读者的评论。他的儿子乔治10岁时也编过一份叫《鲁巴喇叭》的报纸，或许就是受到他的启发，因为小乔治幼时曾看过他带回的“术板”合订本。
提瓦达在战俘营中的表现使他被选为战俘代表，负责战俘营中双方的联络工作，并尽可能地为战俘们争取一点权益。然而战俘代表并非美差，因为不断传来邻近战俘营中由于战俘逃跑而战俘代表成了替罪羔羊被枪决的消息。提瓦达心惊胆战，担心终有一天自己也在劫难逃。忽然有一天提瓦达想到，为什么自己不逃走呢?与其受累而死还不如赌上一赌，而且这对提瓦达来讲并非没有可能。提瓦达为人机警，果敢，并且富有组织才能，这些特质表现在他接下来开始实施的逃亡计划上。
首先，提瓦达仔细观察了战俘营及周围的环境，他断定一条岸边堆满木材的大河将是他们的“生命通道”。接下来是组织人手，逃出战俘营也许并不难，但在茫茫的西伯利亚荒原中生存却是更严峻的考验。因此提瓦达鼓动起三十多名战俘，其中包括木匠、伙夫、医生以及渔夫等等，各个身怀技艺。这是一只庞大的逃亡队伍，但却是绝对必要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准备逃跑用的工具、器械。总算提瓦达的队伍个个精明能干，过了不久，他们便秘密收集到大量绳索、食品和其他工具。
万事俱备。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支三十多人的逃亡队伍乘着巡逻队不注意之机，迅速潜出战俘营，集合在大河岸边，他们飞快的用绳索把木材连成一体，成为一艘巨大的木筏，很快，这艘大木筏便带着这群既紧张又兴奋的人们顺流而下。
逃亡计划非常成功，唯一的失误是由于地理知识的缺乏，他们只知道河流的尽头是大海，到了大海便可再设法返回家园，但他们却不知道，几乎所有西伯利亚的河流都注入北冰洋，当几星期以后他们的木筏已接近极地，人们才意识到自己已远离了“文明世界”。于是他们弃筏上岸，开始了下一步重返家园的努力。时值俄国内战，红军与白军激烈交战，战火遍及整个西伯利亚，连他们误入的这片蛮荒之地也未幸免。两军不仅相互厮杀，也波及平民，提瓦达等人周旋其间，儿经磨难，吃了无数的苦头，活下来的人几乎都是花了几个月才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回到亲人的身边。
逃亡的经历对提瓦达影响至深，回到匈牙利后，他整个人已彻底改变。一方面他再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年轻时的理想和锐气已消磨在西伯利亚的大森林和和旷野之间。他现在需要的是享受没有战乱，没有恐怖的安宁生活;另一方面逃亡的经验使他更加自信，不再畏惧生活中的突起之变，他更加珍惜生命，也知道该如何保护生命。
提瓦达不再谈什么出人头地，回到家乡后，他很快结婚,妻子叫伊丽莎白，是个娇小的犹太女子。她们不久便有了两个可爱的男孩，哥哥取名保罗，比他小两岁的弟弟就是乔治·索罗斯。
无论提瓦达有什么缺点，他永远是小儿子乔治心目中的英雄。乔治长大后称他父亲也是一位大师，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求生之道”。提瓦达的职业是律师，同时他还靠发行一本世界语杂志赚钱购置房地产。但实际上，提瓦达讨厌工作，他把工作看成一种负担，但为了能够维持他的挥霍无度的生活，他不得不每天坐船到布达佩斯上班。费伦茨·内格尔还记得一个夏天的日子，提瓦达上班的情景。
“上午七点钟”，内格尔回忆道，“提瓦达听到船快来的声音，赶紧穿上裤子并开始到胡子。他手里拿着刮胡刀跑向码头，一路上还在刮，到了船上继续刮。这些，全是为了睡到最后一分钟，难得看到这样的律师。他也一直十分滑头。”
这是提瓦达上班时的典型表现。乔治索罗斯承认，“他的职业是律师，但他只做最起码的工作。”乔治还记得，在他小的时候，父亲经常要他去找他的主顾借钱，借到钱以后就带着乔治去滑雪度假，痛痛快快地度假回来后，父亲总会有好几个礼拜脾气很不好，因为他得设法赚钱来还债。
提瓦达不再是鲁巴岛的英雄，相反，他以拥有一辆活动摄影车，挥霍无度和没兴趣卖力工作而著称。有些人对提瓦达不屑一顾，而乔治对此则不以为然。“父亲不工作，只是在赚钱。”小乔治一向认为如此。
乔治喜欢这样。因为父亲是儿子心目中的偶像，他喜欢跟父亲在--起，更喜欢听父亲讲述的传奇经历。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很多东西，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很多他不了解的事儿，还有很多苦难。
提瓦达送给儿子的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对儿子的关怀和他的经验。提瓦达的自我价值观念对乔治影响很大。父亲的财富大增大减，小乔治根本不放在心上。“我学到一样东西，那就是为了赚钱而赚钱，终将徒劳无功。财富可能是沉重的负担。”多年后，乔治回忆及他的父亲时这样说道。
提瓦达不在乎钱，而他们在布达佩斯的生活也确实不富裕。乔治同样对积聚钱财兴趣不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日进斗金，父子对照，何止天壤之别。
两者的差别的根源或许在于:父亲不在乎钱，因此也不想去为赚饯而费神;儿子虽然也对钱财不以为意，但他却愿意去赚钱，因为他认为赚钱多少是衡量一个人事业成功的尺度，更重要的是钱是有力的工具，他能帮助索罗斯实现他的理想。
成名后的索罗斯生活仍很简朴，但在慈善活动上他却一掷千金，应该说，索罗斯的价值观念受乃翁影响不可谓不深。
从父亲那里，乔治得到的另一份财富就是父亲的应世之道，乔治一生都很自信，这份素质是父亲所赐，而且一如提瓦达，乔治学会了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通常是不按传统牌理出牌。如此才能克服逆境，应付变局。在以后的投资生涯中，乔治.索罗斯得以大展身手，屡创奇绩――1984年英国民营化运动期间大满贯佳绩;1992年击溃英格兰银行;1997年推倒东南亚的多米诺骨……所有这些战绩的取得与自幼受父亲的薰陶而形成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胆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父亲教我应世之道，但母亲教我如何自省。”乔治.索罗斯说，对他的影响“不但来自我父亲，也来自我母亲，他们对我的影响力各有不同。我很爱他们……所以把他们的人格和他们之间的张力都内化成为我的性格的一部分，这种张力是我生命中一股很重要的动力。
乔治·索罗斯的母亲伊丽莎白与父亲提瓦达的性格截然不同，因此两人关系往往有些紧张。提瓦达外向，爱交际，凡事点到为止，但他妻子却喜欢宁静，乐于钻研。
从外貌上看，乔治.索罗斯更象母亲伊丽莎白，他们都有着金色的头发和监蓝的眼珠，这一点也使他不大象犹太人,索罗斯很愿意别人说他不象犹太人，这和他的家庭有关系，他的父母都不信奉犹太教，甚至可以说轻视犹太教，他们都尽量使自己看起来更象基督教社区的一员，当然这样的作法对在二战期间躲藏纳粹的迫害起了很大的作用。
伊丽莎白看起来很脆弱，头发稀少，身体单薄，是个传统的家庭主妇。由于丈夫不善赚钱、理财，又乐于挥霍，使这个原本殷实的家庭也常常出现财政困难，经济上捉襟见肘，因此，生活的重担便很大程度上落在她的身上。乔治孩童时代的朋友休丽特·西蒙对乔治的母亲记忆深刻，她认为伊丽莎白的日子过得“不容易”，她要照顾两个儿子、料理家务，还要在丈夫人不敷出时想办法缓解财政紧张。伊丽莎白曾一度因为劳碌而患了胃溃疡，同时她也为没有自己的事业而感到自卑，但毕竟家庭的担子已经够她受的了。
忆及母亲，乔治.索罗斯曾这样说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她自已最大的敌人。由于我继承了她的性格，所以必须努力压抑这种自怜自艾的倾向。”
1981年，索罗斯的基金遇到困难，进入一段低糜期，他的思想也一度陷入类似母亲曾有的悲观，但随着事业的发展，索罗斯很快就摆脱了出来。
“1982年有一段时间我的内心波涛汹涌，这使我联想到了我的父母的性格冲突，也解决了承袭自母亲的一些苦闷;我把这些苦闷在阳光下摊开来，它们马上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说提瓦达教了小儿子求生的艺术，那么母亲则传授给他艺术和文化气息。伊丽莎白喜爱绘画和雕刻、音乐以及文学，他也引导乔治对它们的兴趣，乔治喜欢素描和油画，对音乐则兴致不高。乔治的母语是匈牙利语，后来又学会了德语、英语和法语，并能熟练地和不同国家的人用不同的语言交流，有时则同时使用几种语言，令在场的同事和客人都惊叹不已。母亲对他的知性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乔治一生钟情于哲学，这一点与母亲的影响也有直接的关系。索罗斯认为母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几乎到了自我鞭挞的地步。她有宗教和神秘经验方面的倾向，而我没有;但她对存在的奥秘感兴趣，这一点我倒和她很相似。”
乔治热爱自己的父母，但总的来说，和母亲的关系更亲密。对父亲，乔治总是充满崇拜，直到长大成人他仍认为父亲是个“不平凡的人”。
的确如此，如果不是由于父亲的自信、从容和见机行事(或者滑头)，乔治一家的命运在接下来的日子中将不堪设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部分时间，匈牙利都保持着平静，但到了1943年，敏感的人们却已经察觉这份安静已不会再持续多久。那时候，盟军已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偶尔有盟军飞机掠过布达佩斯上空，虽然还看不出这座城市有被攻击之虞，但蔓延几乎整个欧洲的战火迟早将延及匈牙利。布达佩斯能源紧张，学校也因为害怕空袭而停课。
在这场战争中受害最深的是犹太人，1944年春，欧洲各地犹太人社区已大半遭纳粹扫平。灾难在向匈牙利的100万犹太人步步逼近。
匈牙利是东欧诸国中犹太人口最多的国家，纳粹给在匈牙利生活的100万犹太人带来极大的恐慌，没有人知道纳粹的魔爪什么时候会伸到自己的头上，有关奥斯维辛大屠杀的消息不断传来，很多人已经坐不住凳子了。
虽然苏联军队正在向西推进，但没人知道他们能否击费德国大本营，拯救匈牙利犹太人。
事实上，噩梦正在成为现实。
1944年3月19日，星期H。德国入侵匈牙利。
这是“和平”的入侵，不发一枪一炮，唯一的声音是坦克的轰鸣和满载德国士兵的汽车的马达声。德军沿着多瑙河向布达佩斯迅速推进，此时布达佩斯城中已万人空巷，人们躲在自已的家中，向上帝祈祷自己的家人和这座城市能够早日度过灾难。
乔治索罗斯一家当时正在鲁巴岛上，晚些时候才知道布达佩斯已被占领，自己已陷入长达12个月的德国纳粹统治。
布达佩斯的很多人相信纳粹的入侵只是短暂的，因为在整个欧洲战场上，纳粹节节败退，似乎战争就要结束了。因此，很多人的判断是纳粹的占领很可能不超过六个星期。而对布达佩斯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躲在家里静观其变，噩梦可能很快就会结束了。
对于纳粹残害犹太人的传说的看法，布达佩斯的犹太人社区分为两派:幻想派和务实派。幻想派抱着侥幸的幻想。3月19H前的最后一刻，他们还相信希特勒的军队绝不会来，等到纳粹的坦克已经横行于布达佩斯的街道时，他们仍不相信犹太人会惨遭不幸。他们梦想着奥斯维辛的消息不会是真的，战争就要结束，和平就在眼前。
务实派的设想要糟糕得多。他们相信关于纳粹大批处决犹太人的报导，知道自已已经面临灭顶之灾。虽然战争就要结束，但鬼知道有多少匈牙利犹太人能活到那个时候。
提瓦达·索罗斯属于后一种人，他经历过上次世界大战，知道战争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他对纳粹政权也有深刻的认识，很早以前他就在忧虑纳粹的暴行会波及匈牙利，波及布达佩斯和他的家人。
纳粹的入侵给邻居和家人带来深深的恐慌，此时提瓦达在一战中磨炼出的自信发挥了作用。他发誓带领家人度过难关。在他身上看不到沮丧，他知道该如何应付局面，照顾家人，在恐惧与悲观、疑虑笼罩整个布达佩斯犹太人社区的时候，他身上却洋溢出无比的自信，平静的表情象一束温暖的阳光使乔治兄弟和伊丽莎白感到安全。
费伦茨·内格尔那时13岁，他回忆起有一天他父亲泪流满面地猜测，有多少家人和朋友会消失不见。他最糟的预测是至少有一半;停了一会，他似有所觉地说:“索罗斯一家不会。索罗斯家不会。”
事实验证了费伦茨·内格尔的父亲的预见，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布达佩斯的40万犹太人被杀，许多亲友和邻居不见了，但索罗斯一家活了下来。
活下来的犹太人，包括索罗斯一家，经历了无数可怕的日口夜夜。
提瓦达在这段时间表现得十分出色。乔治后来回忆道:“德军占领时期是我父亲最得意的时期之一，原因是他懂得应付局面，他对当时的情形很了解，他知道在德军占领期间，平常的规矩已经瓦解，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守法已经成了一种危险的陋习:要生存，就得违法。”
提瓦达郑重地告诉儿子:“这是无法无天的占领，正常的法则不再适用。你必须忘记在正常社会中应有的行为，因为这是异常情况。”
在这种异常的情况下，虚伪不实，甚至犯罪都是合情合理的。
为了让家人在“异常情况”下生存，提瓦达贿赂匈牙利政府的一位官员，这位官员的太太也是犹太裔，提瓦达的钱可以帮助她躲避纳粹的搜捕，而这位官员则允许他的儿子装成匈牙利农业部一位非犹太裔官员的教子。整个过程更象一场商业交易。为躲过纳粹的追查，身份证是关键，于是，提瓦达利用律师的身份为儿子买到了伪造的身份证。这段时间，乔治.索罗斯成了杰诺斯·吉斯。
纳粹当局曾交给布达佩斯犹太代表会一项任务:向犹太人散发驱逐出境的通知，实则是将他们驱往集中营。犹太代表会把这件可怕的任务交由小孩去完成，乔治也是其中一员。
乔治从代表会的办公室拿到几张纸条，上面写着人名，并命令他们在隔天上午九点钟到希伯莱神学院报到，而且要带好24小时内用的毛毯和食物。乔治把这件事告诉父亲，父亲看着名单，面色苫痛:纳粹准备把犹太人一网打尽!
他告诉儿子:“去发通知，但务必告诉每一个人，这是驱逐通知。”
提瓦达贿赂的那位官员负责没收已被送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的财产。乔治跟着他到处出差。虽然有非犹太人的假身份证，但仍危险四伏。“如果要是被捕，只有死路一条。”多年后，乔治轻描淡写地描述那时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