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承认，放空其它机构投资者喜欢的股票,从中赚钱，使他得到“邪恶的乐趣。”

1970年，索罗斯和吉米罗杰斯(JimmyRogers)携手合作。

罗杰斯生于在阿拉巴拉马州的戴玛波利斯，196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罗杰斯在英国牛津大学念PPE(政治学、哲学、经济学)，这引起想当哲学家的“亲英派”索罗斯的注意。罗杰斯在军队的两年内，以擅长发掘好股票著称，甚至替指挥官经管股票投资事务。

罗杰斯在华尔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贝奇公司(Bache&Co.)做事。1968年，罗杰斯以区区600美元，开始在股市操作。并已显露出高超的理财天赋，两年后，他到安侯公司，在索罗斯的手下做事。

两人比肩和整个世界交手。

罗杰斯是一位很杰出的分析师，而且工作很勤奋。另一方面，他也理解并认同索罗斯的思想架构和投资哲学，所以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很好。但是那时候，新的经纪商管理法规正好实施，不允许索罗斯或罗杰斯从公司的股票操作利润中分得一杯羹。虽然安侯不希望两人离职，并极力挽留。但是索罗斯和罗杰斯渴望当独立的基金经理人。他们终于递出辞呈，自创公司。

索罗斯和罗杰斯，华尔街上最好的团队之一。

1973年，他们创立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FundManagement)，它的前身是双老鹰基金，而它又是后来的量子基金的前身。双老鹰基金1969年创立之初的资本额是600万美元，而四年以后他们的索罗斯基金的资本额为1200万美元。

在新公司中基金经理人可以得到全部利润的20%。索罗斯和罗杰斯把所得到的利润继续投资在基金之内，于是可以和其他股东一样按投资比例分红，再加上每年20%的利润，所以他们的持股比例日益增加。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办公条件相当困难，仅有的三个房间，俯视纽约的中央公园。离华尔街很远。

这在当时是很怪诞的做法，对投资有兴趣的人，怎么会把自己放在距权力中枢那么远的地方?

詹姆士·罗杰斯喜欢这样解释:“他、乔治·索罗斯和典型的华尔街思想不合，因此似乎找不到好理由置身于华尔街上。”对索罗斯来说，更重要的是，办公室离他中央公园西区的时髦公寓只有一街之隔。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工作风格和华尔街其他公司的紧张忙碌步调比起来，闲散轻松许多。有时，职员穿网球鞋上班,包括罗杰斯在内，有几个人是骑脚踏车上班。索罗斯和罗杰斯喜欢办公室这种非正式的气氛。他们期望继续保持下去，不管赚了多少钱。实际上索罗斯的穿着总是很整齐。

尽管环境似乎很宽松，但每人每周要投入80个小时在工作上。

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只有两个人，索罗斯管操作，罗杰斯管研究。喔，还有第三个人，那是秘书。

办公室看起来很小，但是两人能做的事很多。此时他们都认为，规模小反有好处。他们可以专注于手头上的工作，不必担心撞到别人，做很多文书工作，也不必烦恼办公室变大时，必须处理无数杂事。直到后来基金规模扩大了很多后，情况才变得复杂起来，并且成为最后导致这对华尔街上的黄金拍档分手的原因之一。

索罗斯基金在各式各样的市场中都有操作，包括货币、商品、债券和股票，这在同行中是前所未见之举。如果要赌商品和货币，索罗斯和罗杰斯会利用期货或借来的钱。

从1970年创业，到1980年终于分道扬镳，索罗斯和罗杰斯从来没有一年赔钱。华尔街的人谈到他们，越来越肃然起敬。他们似乎比其他任何人，更懂得经济将往哪里走。

1971年，索罗斯的基金的资产净值是1,250万美元，一年后，为2,010万美元。从1969年12月31日起到1980年12月31日止，索罗斯的基金赚了3,365%。同期内，标准普尔综合,股价指数只涨了47%。

1980年底，该基金值3亿8100万美元。

这个基金是私人持股的合伙组织，和较为传统的其他基金比起来，有着很多优势。最重要的是它敢于放空，而对某些投资人来说，这么做的风险太高。

同时，放空这种行为也有着道德上的压力，在某些人眼里，这种听起来像是没有什么害处的技巧，是不够爱国的行为。

他们振振有词地说:你怎能赌一家公司的表现会不好?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国人?你对自己国家的经济没信心吗?你是什么样的人，试图从别人的不幸中牟利?

索罗斯不管这些。他不愿把道德问题搅到生意上来，尽管他也不赞成米尔肯掀起的“垃圾债券”风波。

对他来说，放空的技巧有如魔咒，可以在美国和海外市场获得庞大的利益。

索罗斯基金的好处之一是:它的规模小;没有繁琐的官僚作业程序，建立和轧平股票仓位远比大公司容易。

索罗斯和罗杰斯配合得天衣无缝。

“如果我们的看法不同,”罗杰斯说，“通常我们什么事都不做。”

但是不见得永远如此。如果其中一人对某笔操作有强烈的信心，他会照自己的看法去做。

“等我们做完事情,”罗杰斯说，“那笔操作是对或错，就十分清楚。我们彻底思考过某件事情后，共识便会形成。我讨厌用这个字眼，因为取得共识的投资是个灾难，但是我们似乎只有相同的看法。”

他们以能各自独立思考为傲。

这也种下日后两人终于分手的原因。他们都能独立思考，结果发现两人之间有太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两人的暂时合作却有如加足油的机器。两人都认为，他们不可能从其它华尔街分析师身上学到太多东西。依罗杰斯之见，其它华尔街分析师只是随群众而舞。

因此他们只选择自已要的股票。

两人的分工情形是由罗杰斯做研究，而索罗斯做出决策。

罗杰斯的分析做得非常棒，但他从不做决定。

“他从不扣扳机，我不让他扣扳机，”索罗斯说。

索罗斯的原则是先投资后研究，如果投资出了问题，他自已也加入研究。有时两人会发现意见相左，“事实上，这是最理想情形,”索罗斯认为，“原因是我们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撒手。一旦掌握住状况，持有股票就很安心，但我仍不断注意是否出了毛病。有时我们也察觉到先前的想法竟然大错特错，那时我们就会尽快撒手。”

两人翻阅很多资料。他们订了三十种业界刊物，包括<肥料溶液》(FertilzedSolutions)和《纺织周刊》(TextileWeek)。他们也研读-般性的杂志，到处寻找叮能有价值的社会或文化趋势。数百家公司把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名字列在邮寄名单上。该基金的档案包括1,500多家美国和外国公司的纪录。每一天，罗杰斯都要深入阅读二十或三十份公司年报，希望找出若干有趣的企业发展形势或若隐若现的长期趋势一也就是别人看不太出来的某些东西。

他们孜孜不倦寻找的“某些东西”，是突然间的转变。

索罗斯时时提高警觉，注意某类股票突然间的转变，也就是别人还没看出来的转变，好用以测试他的理论。正如罗杰斯所说:“我们对一家公司下一季会赚多少钱，或者1975年铝的出货量会是多少，不如对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会如何影响一段时间内某一行业或某一类股的命运感兴趣。如果我们看到的和某支股票的市场价格间有很大的差距，那再好不过了，因为我们就有机会赚钱。”

机会出现在70年代初的美国银行业。

长期以来，银行业声名狼藉，在一般人眼里，银行业从业人员脑满肠肥、笨拙迟钝，几乎没人相信银行业能从深睡中自己苏醒过来。投资人理所当然对银行类股不感兴趣。然而1972年，索罗斯察觉到这个行业即将有所转变。

索罗斯凭着敏锐的感觉发现一群新生代的银行从业人员刚从一流的商学院毕业，他们踌躇满志，充满活力。虽说表面上默默无闻，但很快便会接掌大权。这些新一代银行经理人念念不忘的是财务报表――而这将有助于银行类股的前景。而且他们利用了新形态的财务工具，因此银行业的盈余看涨。不过银行类股价格几乎仍然没有涨。许多银行业者运用财务杠杆已到极限，为了继续成长，必须增加股本。

1972年，第一国民城市银行(FirstNationa!CityBank)请证券分析师吃晚饭，展现了前所未见的积极进取态度。乔治.索罗斯没有接到邀请，显然觉得很遗憾。但是这次晚宴促使他采取行动。他写了一份由经纪商发表的报告，题为(成长型银行真相探讨》，预示道:虽然银行类股价格目前表现平平，但很快就将起飞――这个看法和别人所想不同。这份报告发表的日期恰在第一国民银行的晚宴举行之日，索罗斯把他的立论依据放在这家银行股票背后。他推荐了一些经营管理比较好的银行。

银行类股价终于开始上涨，索罗斯赚得50%的利润。

有趣的是，随着银行业否极泰来，进而引发70年代的借款风潮，这股风潮又推动了80年代美国企业的扩张和合并热。索罗斯根据自己的反射理论，找到了一个荣枯周期中荣面的开端。

索罗斯是天生的国际投资者，他从没有忘记在国外市场投资。在国内业务如火如茶的时候，他也在寻找即将大跃进的外国经济，好掌握外国股市的投资良机。哪个国家正要对外资开放市场?哪个国家就要提出经济稳定的新政策?哪个国家致力于市场改革?

索罗斯希望从宏观的层次上取得致胜优势，他从前的一位助手说:“他就像其他任何优秀的人，总是设法拿5分钱赚25分。”

对于未臻成熟的市场，如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索罗斯会放长线钓大鱼。他希望能抢在其他投资人之前6到18个月，先进场投资。因此他在各国都握有股票。

1971年某段时间，索罗斯的基金有四分之一的资产投资日本股票，结果大获全胜，赚得一倍。

索罗斯和罗杰斯选股很精明。他们见机行事，不放过任何能带来利润的机会。1972年某日，索罗斯熟识的一位朋友告诉他，商务部一份不对外公开的报告说，美国对外国能源的依赖越来越强。于是，索罗斯基金买了大量的石油钻探、油田设备和煤矿公司股票。一年后，也就是1973年，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导致能源类股价格激涨。石油危机给索罗斯带来大把美元。

1972年，索罗斯和罗杰斯也预见到粮食危机，买进了肥料、农业设备和壳物加工公司股票，赚得可观的利润。

他们再接再厉，同年索罗斯和罗杰斯欣喜地发现美国国防工业潜在着投资获利的良机。

1973年10月，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事出突然，以色列措手不及。开战头几天，以色列处于挨打局面，死伤数千人，损失许多飞机和坦克。由此可见，以色列的军事科技已经落伍。阿拉伯人背后是苏联人，于是，索罗斯得到结论:美国的军事科技也过时了，这是美国政府绝对不能容忍的情况，国防工业必然要加大投资。

大部分投资人听不进这种判断。因为越战结束后，国防公司赔了很多钱，人们心有余悸，金融分析师们对此也不感兴趣。

但是1974年初，罗杰斯开始特别注意这个行业。国防工业的潜力，激励罗杰斯启程上路，前往华盛顿，会晤国防部官员，并风尘仆仆造访美国各地的国防承包商。索罗斯和罗杰斯越来越相信他们是对的――而且别人将错失大好良机。

1974年年中，乔治·索罗斯开始大量购买国防类股。

他买了诺斯洛普(Northrop)、联合飞机(UnitedAir-Craft)和格鲁曼(Gruman)等公司的股票，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当时经营惨淡，大有破产之虞，但索罗斯还是决定下赌在它身上，1974年底他投资了这家公司。

他和罗杰斯掌握关于这些公司的一项重要信息。它们全有重大的合约，如果续约，未来几年将有新的盈余流入。

他们从不打无把握之仗。

索罗斯和罗杰斯还注意到这样的事实。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以色列空军损失惨重，主要是欠缺精密的电子反控制能力，无法抵敌阿拉伯交战国拥有的苏联制武器。

他们认识到现代战场已从根本上起了转变。如今需要的是一套全新的现代装备武器:感测器、雷射导引的炮弹以及“智能型炸弹”。

所有这些东西，都要花很多钱。

1975年初，索罗斯基金开始投资电子战设备供应商的股票。索罗斯和罗杰斯所料不错，假想中的未来战争给他们带来滚滚财源。

大概在1978或1979年间，索罗斯摸对了科技股的行情,那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当时罗杰斯认为，全世界都在从模拟;科技转到数码科技的过程中，因此他想抛空模拟科技公司的股票，但索罗斯却有意超买。当时科技公司的股票已失宠，虽然资料处理的代理业务“象野火般兴盛"，但这些公司的股票只能以很低的市盈率出售，原因是市场规模扩充得太快，供应商很难维持原有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投资者也很担心大公司中途杀入，把这些羽翼未丰的公司彻底打垮。因此，这些公司都很难向外筹措资金，而必须依靠本身的现金寻求成长。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公司应付不了市场需求，以致让电脑业的大型公司随时有机可乘，可以进入市场。这是最糟糕的一种自给自足的幻想，但索罗斯相信假如投资者的心理扭转了，能够向这些公司增加投资，那么赚大钱的机会就会出现。

他们俩跑去蒙特雷(Monterey)出席美国电子协会(AmericanElectronicsAssociation,AEA)的会议，花了一周时间和企业经理们会面，每天大概和八至十家公司的人会谈，结果他们掌握了这个难以掌握的行业。他们选择了五个最看好的领域，每个领域选择一种以上的股票。此后一两年，他们几乎坐享这番努力的成果，1975年，华尔街圈内人开始注意到乔治，索罗斯这个人。讲得准确些，他赚钱的才华吸引了注意的眼光。没人怀疑他注定名利双收。

人们开始关心他的一举一动。

1980年代和索罗斯共事的艾伦.拉法叶(AllanRaphael)认为:“他工作得很卖劲，时时张大眼睛看事情，作风积极进取。在那一行，他真的十分拿手。这个行业不见得需要靠合乎逻辑的理性思考，需要的是直觉本能。这个行业里，过去所有的经验汇集起来，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而我认为乔治拥有这些才能。”

虽然华尔街上的一些人开始认识他，但在华尔街以外的世界中，索罗斯几乎默默无闻。

那时候，投资高手很少被人注意，这和80年代、90年代不一样。那时的新闻媒体不怎么喜欢报导华尔街上每件大小事情,因此对金融市场上的大人物，兴趣远不如今天一而今天，这些大人物，不管事业生涯，还是私人生活，都被媒体盯得紧紧的。

同时，华尔街上普遍认为，投资本来就是很机密的行为，因此吸引新闻媒体报导，徒然是惹祸上身，就像死神之吻，起初诱人，最后将跌入万丈深渊。一般人认为，华尔街投资人最糟的命运，是玉照上了发行量广大的杂志封面。一举成名天下知，不只要付出代价，还可能致命。

索罗斯和华尔街上大部分同行仍对新闻媒体有所顾忌，没人愿意给自己惹麻烦。

乔治·索罗斯躲在聚光灯圈之外。这样的姿态，他似乎非常放心。老友拜伦·韦恩(ByronWien)说:“依我和他共事的经验，乔治从不自我吹嘘，即使出风头有好处也不干。”

但是1975年5月28日，华尔街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推崇有加的报导，强光照在乔治·索罗斯身上。文章的标题让索罗斯很早尝到新闻媒体宠誉的滋味:

“逆势表现:证券基金回避流行作法。”

苦战华尔街，财源滚滚来。

索罗斯基金发现各行各业的基本变迁”

这篇文章的要旨，在于夸赞索罗斯不人云亦云的投资理财思想，并且断言自有主见是索罗斯基金赚得庞大利润的主要原因。这似乎应使索罗斯高兴才对。

但刊出这样一篇文章的筹备过程中,索罗斯心情却很糟。当华尔街H报记者坐下来访问时，这位投资家抱怨背部长期疼痛，而且每当基金经营不力时，背痛得就更厉害。他像吐苦水般坚称:“基金管理是最残酷无情的一种行业。你不能自欺欺人，连喘口气也不行，因为你的分数每天都有纪录。

接下来是一段有趣的说法，索罗斯的语气中，对未来相当悲观，这和他的基金后来令人难以置信的优异表现相距十万八千里。

“谁知道这个基金能在多长的时间内一直表现很好?历史告诉我们，基金经理人最后都会燃烧殆尽，我敢说，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如此，只希望不要今天下午就出现。”

这篇报导以索罗斯微笑面对股票报价机为引子。当时他正大量放空某知名建材公司的股票。他预期这支股票的价格会下跌。几家大型机构投资人试着把他卖出的股票全吃下来。

“你瞧，银行的信托部门急着买进,”索罗斯笑着说，“为什么?我刚卖出的一些股票，卖价比前一笔价格高一点儿，却有人抢着跳下去承接。”

接下来几个星期，这支股票的价格-路狂跌，索罗斯的帐面获利不少。那些多头投资者，则在这次交易上大蚀其本。

华尔街日报如此赞誉索罗斯和罗杰斯:“这么多年来，两人的拿手好戏，是在某些股票未受青睐前就买进，等到如日中天之际再卖出。他们通常忽略大型共同基金、银行信托部门和其他机构投资人普遍持有的股票――除非有放空良机。”

索罗斯则这样总结:“我们一开始便假设股票市场总是错的，因此如果你模仿华尔街上其他每个人的行为，注定会有很差的表现。华尔街上大部分证券分析师只是企业管理人员的传声筒，抄袭公司的年报，做成自己的投资报告，或者彼此抄袭，而且很少发掘出有价值的东西。”

乔治.索罗斯倜傥不群的行事风格，正是他标准的操作程序。

索罗斯基金的拿手好戏是放空。索罗斯承认，放空其他机构投资者喜欢的股票，从中赚钱，使他得到“邪恶的乐趣。”他的基金和几个大型机构对作，大量放空他们喜欢的股票。最后这些股票价格果真急转直下，索罗斯基金赚了大钱，而那些机构投资者则叫苦不迭。

索罗斯玩雅芳公司(Avon)股票，便是放空牟利的典型例子。为了放空股票，索罗斯基金以120美元的市价，借了一万股雅芳股票卖出。接下来这支股票价格大跌。两年后，索罗斯以每股20美元的价格……买回股票。就象用5分钱赚25分那句老话，结算下来，每股股票赚100美元，整个基金总共赚了100万美元。之所以有如此法力,是因为索罗斯从文化演变的趋势看到获利良机;早在雅芳的盈余开始急降之前，他便洞悉人口逐渐老化，化妆品业的营业收入也将大不如前。

索罗斯玩味地说:“在雅芳的例子中，银行业没能了解二次世界大战后化妆品业的繁荣已经结束，因为市场已经饱和，而且小孩子不再用那种东西。这是他们失之交臂的另一个基本变迁。”

索罗斯能够准确地预见市场将发生的各种变化，当然也有略仍很赚钱――而且没有“燃烧殆尽”的迹象。

1979年，索罗斯把基金改名，叫做量子基金(QuantumFund)，以纪念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格(Heisenberg)所提出的量子力学的不确定原理。这个原理说，人不可能预测量子力学中次原子粒子的行为。这个观念恰和索罗斯的观念相吻合,因为他认为金融市场一直处于不确定和变动不已的状态，如果把显而易见的情形预先纳入考查，然后下赌注在出乎意料的事情上，便有可能赚钱。

量子基金的表现非常之好，它的受益凭证供不应求，价格爆涨。

乔治·索罗斯赚那么多钱，难免有人要质疑:他所有的金融运作都是光明正大的吗?

索罗斯几乎从不考虑投资中的道德问题，而且行事大胆,奇招迭出，每招似乎都擦边而过，不把华尔街上人人敬畏的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SEC)放在眼里。他遇到的为数不多的挫折中，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的诉讼案。

当时证管会向纽约的美国地方法院指控索罗斯，状告他炒作股票，罪名是民事诈欺和违反联邦证券法的炒作防制条款。

根据证管会的状词，1977年10月电脑科学公司(Com-puterSciences)股票公开上市前一天，索罗斯把每股票价格压低50美分。证管会说，他涉嫌指使某位营业员积极卖出电脑科学公司的股票。状词声称，这位营业员卖出该基金所持4万100股中的2万2400股，占1977年10月11日电脑科学公司成交量的70%。

证管会宣称，由于“人为压低”价格,该公司股票上市价格只有每股8.375美元。据说最大的受害者是加州非营利公司琼斯基金会(JomesFundation),1977年6月，它曾同意出售150万股股票给投资大众，并以公开上市相同的价格另卖150万股电脑科学公司股票。据称这次涉嫌炒作，可能使该基金会损失约750万美元。

证管会说，索罗斯基金向承办上市的管理人员买了15万5000股，并以较低的价格向其他营业员买得1万股。证管会指控，在上市当天以及那个月稍后，索罗斯下令再买75,000股电脑科学股票，以便把价格维持在每股8.375美元或更高的价位，同时劝诱“他人买进”这支股票。

面对证管会的指控，索罗斯的做法很简单，他签了一纸同意令，既不承认也不否认陈述的指控，就此结案。他辩称，和证管会对簿公堂，太浪费他的时间和金钱。1981年一篇杂志的文章引用索罗斯的话说，“证管会不相信像我这样表现那么好的人能不做坏事，所以想探索些东西，好了解何以致此。”

对琼斯基金会的控诉，索罗斯以100万美元与之和解。这件案子没有使索罗斯成为缩头乌龟，也看不出对他的收入有什么影响。

索罗斯在英国外汇市场的表现很好。1980年，他在高点放空英镑。同时大举买进英国公债，他认为债券价格和价值有一大段差距。据说索罗斯买了10亿美元，最后赚进1亿。

索罗斯基金创立七年后的1980年，是个大丰收年，赚了102.6%;这个时候，基金成长为3亿8100万美元。1980年底，索罗斯的个人财富估计有1亿美元。

说来好笑，索罗斯杰出投资本领的主要受益者，不是索罗斯本人，而是欧洲的一些有钱人。这些人在索罗斯基金创立之初，便提供了资金。“这些人不需要靠我们变得有钱,”詹姆士·罗杰斯表示，“但我们把他们变得非常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