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索罗斯在1993年9月29日应邀向柏林亚斯潘学会演说的纪录
欧洲共同市场是一种很理想的组织形式，甚至可说是体现了开放社会的理想，原因是欧洲共同市场有一点很有趣的特色:就是各会员国都属于少数民族。对少数的尊重是欧洲共同市场建构的基础，也是开放社会的基础，但目前仍待解决的问题是:要授予多数多少权力，统合到什么程度?
欧洲演进的过程对于欧洲以东地区的局势有很深远的影响。这些社会需要欧洲的开放、欧洲的接受和欧洲的支持。东德得到的帮助太多了，其余的东欧国家得到的又太少。我是深切地致力于帮助其余东欧国家的人。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建立了一个基金会网络进行这番事业，这就是我看欧洲问题的立场。
我曾针对所谓“大起大落过程”进行研究，这过程往往都可以在金融方场看到。我认为，这种观点也可以应用在欧洲统合和解体的问题上。自从1989年革命和德国统一以来，欧洲一直都在一个动态不平衡的状态中。所以对于我的历史理论来说，欧洲成了一项很有趣的个案研究对象。
我是一个国际投资者，因此我是参与这种动态不平衡的人之一。我以前自称是投机者，也开玩笑说投机出了问题才成为投资者。但鉴于有人要发起运动对付投机者的这个事实，我现在觉得这笑话不好笑了。国际投资者在汇率机制的瓦解中扮演重要角色，要有一个没有资金流动的共同市场是不可能的事。贵怪投机者就好像射杀带口信的人一样。
在讨论欧洲的不平衡时，我将以我的历史理论为依据。我是一个参与其间的人，但这并不影响我应用这个理论的能力。相反地，这一点还容许我在实践中验证我的理论。我有了预设立场后才来谈这个问题，也是不妨碍的，原因是我的理论认为,参与历史过程的人往往是按照预设的立场行事的，倡导理论的人也往往如此。
但我必须承认，我希望看到欧洲统一、繁荣和开放的预设立场并不影响我参与市场的活动。只要我是一个不知名的参与者，我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论我是否曾拿英镑投机，英镑其实早晚都免不了要退出汇率机制。在英镑退出了汇率机制后，我的知名度大增，我再也不是一个不知名的市场参与者了，我成了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事实上我当时是可以影响市场趋向的，假如我假装没有这种能耐，那才是自欺欺人。这种情形为我提供了好些机会，但也带给我责任。基于我的立场，我不想要为法国法郎脱离汇率机制负责。于是我决定不拿法国法郎投机，以便提出一个建议性的解决方法，但并没有人因此感谢我。事实上，我的公共言论似乎比我的全融市场的活动更能惹恼金融事务主管当局，所以我不能说我把大师的角色发挥得很好。根据我的亚场，下面有些话说了虽会对我的市场参与者身份有些不方便，但还是不能不说。谈到欧洲统合的大起大落问题，我将特别谈到对整体过程发挥很大作用的汇率机制问题在德国统一之前，汇率机制在近乎平衡状态中运作得很好。到了德国统一之后，动态不平衡的情形出现了，此后错误和误解影响了事态的发展。最具体的结果就是汇率机制的瓦解，假如日后欢洲联盟解体，汇率机制的瓦解将是重要因素之一。
我首先要提一提近乎平衡状态由动态不平衡取代的时间，事实上这时间可以很精确地指出，就是柏林围墙倒下来的时候。柏林围墙倒了，德国随之统一。德国总理科尔担任起德国统一的大任。他认为，德国的统一必须是完整、立即生效的，同时也是在欧洲的范围内完成的。事实上他当时也别无选择，原因是德国宪法授予东德人公民身份，而德国本身也是欧洲联盟会员国之一。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德国主导整件事，却还只是被动地反应。科尔总理发挥了他的领导能力，马上和法国总统密特朗商量，争取法国和欧洲的支持，使德国得以马上完完全全地统一。法国的反应是可以趁此机会使欧洲在两德统一的情形下壮大起来。于是德国统一得到了强大的动力，大起大落过程中的大起也随之开始。英国反对强大的中央集权。相信大家还记得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布鲁雪(译者按:比利时城市)发表的演说。接着，艰难的谈判展开了，但那时大家也有一点迫切感，好像大家都设定了最后期限似的。于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应运而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两大目标是制订共同外交政策和行使单一的共同货币。条约还有一些比较不重要的规定。英国针对这些不重要的规定提出反对，结果得到允许可以自由遵行这些规定。但总括来说，这条约代表了欧洲跨向统合的一大步，也是一种宏远的理想，旨在应付因为苏联解体而出现的革命性转变。但这一步走得太快，也跨得太远了，比舆论的预期还要快、还要远，但那是各国领袖要应付当时革命局势不得不冒的风险。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这就是领袖应有的表现。
但问题出在别的地方。我在这里就不多谈德国和欧洲共同市场谈妥的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独立的附带问题。这个问题当时注意的人不多，讨论的人也很少，但后果却是非常严重的。我现在集中谈的是德国统一在国内引起的内部不平衡，原因是大起变成大落，原因就是这个内部不平衡状态。
德国政府严重低估了统一的代价，而且也不愿意通过加税和削减政府开支来支付统一的代价，于是在两个层面上引起了德国中央银行和德国政府之间的紧张。首先，中央银行明确表达的建议，德国政府却背其道而行。其次，德国政府为此而采取的宽松财政政策――换言之，容许巨额的预算赤字。但在这种情形下，德国必须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以维持货币平衡。德国政府透过西德马克和东德马克的等价兑换，使德国东部的德国人享有较大的购买力，结果引起了通货膨胀，而财政赤字更使问题加剧。根据德国宪法，德国中央银行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维持德国马克的价值。于是中央银行迅速采取行动，把回购协议利率提高到百分之九点七，但这种措施对欧洲货币体系之内的其他会员国不利。换言之，德国在国内重建平衡状态的政策却引起了欧洲货币体系之内的不平衡。这不平衡状态要花一些时间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中央银行的货币紧缩政策把欧洲各国推向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事实上，德国中央银行兼具两种角色，不但要维持德国马克的强大，也要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支柱。在整体过程中，德国中央银行把德国内部的不平衡状态转化为一股促成欧洲货币体系解体的力量。
德国中央银行和德国政府之间还有层面更深的冲突。德国总理科尔为了争取法国的支持，因而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于是，德国中央银行在体制内对欧洲货币的主导地位以及该银行的欧洲货币政策裁决人的地位，都受到严重威胁。在欧洲货币体系中，德国马克是稳住整个体系的重心。但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德国中央银行的地位将由欧洲中央银行取代。在欧洲中央银行的表决中，德国中央银行只占十二票中的一票。当然，欧洲中央银行是按照德中央银行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但作为一个模式和实际亲自掌控大局有很大的分别。德国中央银行从未公开表示反对这种体制上的转变，所以我们不清楚德国中夫银行的行动背后有多少阻止这种转变的发生用意。我只能告诉大家，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我只能根据我的推论行事，我的推论就是阻止这种转变发生的正是德国中央银行的深谋远虑。我不能证明这推论是对的，我只能够告诉大家，这推论是行之有效的。
举例言之，我听到德国中央银行总裁史莱辛格警告说，假如市场认定欧元是一篮子固定的货币，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后我问他喜不喜欢使用欧元作为一种货币。他说，他喜欢欧元的构想，但他不喜欢欧元这名称，假如欧元称为马克，他会比较喜欢。我从他的话中得到启示。过了不久，意大利的里拉就被迫退出了汇率机制。
我不想逐一细谈事情发生的经过，因为我要建立的是一个广泛的历史观点。从这个历史观点看来，重要的事件包括丹麦公民投票否决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法国仅以些微票数之差通过了，在英国国会也只能勉强通过。于是，欧洲汇率机制实际上已经解体了。但实际解体过程还要拖上好几个月，经过好几项事件，其中最后一项就是当年八月各国货币汇率波动的上下限扩大了，但此一事件却是影响最深远的，原因是此举把欧洲共同市场之内最强固的一重关系――即德国和法国的关系削弱了。当然，还有更长远的后果，就是现在欧洲置身严重的经济衰退中，而且短期之内无法快速复苏。现在欧洲失业问题严重，而且不断恶化，恶化的原因之一是各国的货币政策是不合适的。我从这些观察得到的结论是欧洲统合的颠峰时期已经成为昨日黄花，而且趋势已经逆转了。
丹麦公民投票否决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是逆转的起点，但事实上，这次公民投票也未尝不可以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带来强劲的支持，假如情形确乎如此的话，逆转也未尝不可以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带来强劲的支持，假如情形确乎如此的话，逆转也不会出现。但结果是这次公民投票导致了汇率机制的瓦解，欧洲现在也在解体的过程中。由于现在我们谈的是在大起大落过程，我们也不知道滑坡会滑到哪里为止，但很可能比人们愿意或可以预见的还要远，原因是朝向大起大落过程的两个方向都是可以自我加强的。
我的看法是，至少有五项因素是互相加强的。最重要的就是经济衰退。法国百分之十一点七的失业率，比利时百分之十四点一，和西班牙的百分之廿二点五都大高了。高失业率引起社会和政治不安，这些不安是很容易走向一个反欧洲方向的。其次就是欧洲汇率机制的逐渐瓦解。这一点是很危险的，原因是从中长期而言，假如汇率不稳定，共同市场就无法继续存在。
汇率机制在近乎平衡状况中妥善运作了十余年，但德国统一却暴露了此一机制的弱点，就是德国中央银行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是马克稳定的守护神，但同时也是欧洲货币体系的中流砥柱。只要这两种角色维持和谐，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但两种角色现在发生冲突，德国中央银行自然优先考虑到本国的国情，德国的国际义务因而受到影响。这一点在7月29日星期四就看得很清楚。当时德国中央银行拒绝调低贴现率以舒缓法国法郎受到的压力。事实上也可以说德国中央银行别无选择，因为德国宪法规定，维持马克的币值是优先的要务。于是，在汇率机制和德国宪法之间出现了无可弥补的冲突。
这件事也暴露了汇率机制的其它弱点，就是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货币和受到压力的货币，彼此的义务竟是不对称的，几乎所有义务都要由弱势货币来承担。我们还记得，在布雷敦森林协定签署时，凯恩斯强调，强势货币和弱势货币的义务一定要均等。他立论的依据就是两次大战之间的一段时期的经验。目前的形势愈来愈像那段时期，但有时不禁觉得好像世上根本未曾出现过凯思斯这一号人物一样。
这一点把我们带到第三点因素，就是错误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必太责怪德国中央银行，要怪的反而:是曾经反对德中央银行的人，如德国政府，以及曾受到德国政策拖累的政府，如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制造内部不平衡当然要由德国政府首当其冲为此负责。但英国在德国统一后于1990年10月8日加入汇率机制，实在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英国加入，所持的理由竟然是在1990年提出来的，结果遭到撒切尔夫人强烈反对的一套根据。最后她的势力日趋势微，只好不再坚持，但即使可以在1985年成立的论据，到了1990年，就未必有效了。所以英国其实犯了两次大错，一次在1985年，另一次在1990年。
英国受到德国中央银行高利率政策的打击特别严重，原因是英国加入汇率机制时经济已经在衰退。被迫脱离汇率机制也让英国松了一口气。他们本来应该深表欢迎的，但当时他们六神无主，不知如何反应。最后他们走对了，把利率调低了，但还是未能把握机会采取进一步行动。于是英国政府更难以恢复国人的信心，到了经济有点起色时，也已难控制工资的成长。
我们也许会以为法国会把英国的经验作为后事之师，但结果法国比英国更缺乏弹性。法国努力守住所谓法郎堡垒，这一点也许会引起别人同情，原因是这所谓法郎堡垒是几经艰辛才建立起来的，而且法国当时也快要可以享受到成果，在竞争力方面赶上德国，但最后这些成果却在法郎轮番遭到攻击下被硬生生地抢走。但在法郎堡垒显然已经守不住时，法国政府就要评估时势，调整策略作为因应。但法国并没有这样做，反而自愿死守汇率机制加诸他们身上的制度，结果是要承担极严重的后果。我想我能够理解法国的动机:他们的目的是要重建外汇存底，以偿还法国中央银行为维持法德两国货币平衡而向德国中央银行借下的债务。但法国却把事情的优先顺序搞错了。这就是8月危机的起因。用高利率政策使法郎紧贴着德国马克是自败的一着，要使法郎强大，唯一的方法就是使法国经济强起来。
德国中央银行在遂行自己目标的做法相当一贯，也非常地成功，特别是假如我们也把在体制内自保算作目标之一的话。德国统一后，德中央银行发现身陷非常困难的处境:货币量大增，国家出现巨额财政赤字，以及自身在体制内的存亡受到威胁。但结果德中央银行胜利了，代价――包括整个欧洲，经济衰退以及汇率机制的崩溃是否值得，则另当别论。几个月前，我还以为德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错误的，原因是即使只以国内形势而论，德国也在经济衰退中，而货币政策是应该反循环的。但德国中央银行反而固守中期货币政策目标，我觉得M3货币供给在近乎平衡状态中是相当理想的目标之一，但在当前的极不平衡状态中是不适用的。我也觉得德国中央银行奉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过了头。
不过那是各国货币汇率波动的上下限扩宽以前的事，此后德国马克汇价上扬，德国长期债券回落趋稳，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德国经济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我现在必须承认我可能错了，德中央银行在遂行国内目标方面是很成功的。但这一点更加强了我的看法，认为德国中央银行的国内责任及在欧洲货币体系之内的中流砥柱角色之间的确是有利益冲突的。过去两个月来发生的一切也足以证明德国的需要和欧洲的需要很不一致。德国要的是较低的长期债券利率，原因是德国举债是以长期为主的，但其余的欧洲国家就需要较低的短期利率，原因是银行体系流动资金必须重新建立，而且短期利率低，也可以刺激经济活动。德国的需要得到满足了。但其余的欧洲国家并没有。
我对德国马克的看法可能错了，这一点却引出第四项因素，那就是不但政府当局犯错，市场参考者也会犯错。市场是经常出错的。具体而言，他们出错的地方就是假设通往单一共同货币的路是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国际投资者，特别是国际债券基金的经理人，跟着最高收益的尾巴走，根本就忽视了汇率方面的风险。德国中央银行总裁史莱辛格警告说，假如市场认为欧元是一篮子固定的货币，那就错了，他的警告是对的。在他提出警告以前，大批资金涌进货币居弱势的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种资金流动最初是自我加强的，但到最后却沦于自败。原因是，这种情形使汇率变得过分欠缺弹性，也引起地区的不稳定。在引起动态不平衡的过程中，政府当局犯错，但市场犯下的错误使情形更趋恶劣。
最后，我们要谈第五个因素，这个因素和态度有关去年发生的一些事情，使不少国家受到震撼，于是造成了一种带有敌意的气氛。本来法国很有理由向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靠拢的，但结果经过去年的情形竟使他愈走愈远。对法德联盟的投入仍是法国政策的基石，这一点在法国是很容易感受到的，不过目前这种关系绷得有些紧，而且，假如经济情况持续恶化的话，这种关系可能还会绷得更紧一些。
我对德国的情形比较陌生，但我可以预见会出现一种两代交替时出现的转变。这一代的德国人仍然不免对上代的罪行耿耿于怀，于是他们立志要做一群模范欧洲人。巴尔(译者按:德国新闻官员)1990年在柏林的一项会议上很认真地宣称德国的外交政策就是欧洲的外交政策时，当时我真的很感动。现在情况改变得太多了。假如新一代排拒上一代的罪恶感，而且毫无愧色地寻求国家利益，那是很自然的事。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注意到德国马克已经成为德国国家认同的一种重要象征。
英国一向对德国有些疑心。我老是跟他们说，德国人是比英国人更好的欧洲人，但现在英国人可以拿德国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以及德国中央银行的做法，来证明他们本来的怀疑是正确的。
事实上，我们还应该考虑第六点因素，就是东欧的不稳定，特别是前南斯拉夫的不稳定。但我认为，这一因素是朝相反方向起作用的。不稳定的风险，以及难民流入的可能性，本来应该促使他们团结建立一个“欧洲堡垒”。反过来说，欧洲共同市场的缺乏团结也将加强东区的政治不稳定和经济衰退。将来出现的，可能是一个和我本人及我在东欧支持者的理想相距甚远的欧洲共同市场。
这是很令人失望和难过的。听来我比较像一个预言祸之将至的人而不像一个大师。但我可以提醒大家，大起大落过程不是注定的。整个过程几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扭转。事实上，大起大落过程的重要特色之一是整个过程是可以逆转的。我现在要说明的是现在很多事情的方向错了，而且还会一直错下去，直至我们看到那里出了根本性的错误并采取果断行动纠正为止。
以欧洲货币体制目前的结构而言，我们可以说的确出了根本性的大错。首先，德国中央银行对德国的责任和在欧洲货币体系的中流砥柱角色是冲突的，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德国中央银行利用了大欧洲货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以解决德国的国内问题。其次，强弱势货币之间的责任不均等，而更重要的是国际投资者――即投机者的风险和报酬也是不对称的。这些结构性的缺乏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但到了去年才变得明显。这些缺陷暴露出来以后，要回到过夫的局面已经是不可能的事。要除去这些缺陷，就是完全不设汇率机制。但自由浮动的汇率会毁掉共同市场，于是就有必要行使单一共同货币，换言之，就是要实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有关各方谈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期间引向单一共同货币的过程看来，是一个渐进而近乎平衡的过程，但这渐进过程遭遇到障碍，假如继续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只会走到相反方向，原因是出现了逆转，欧洲本身已经在瓦解状态中。于是我们必须另辟途径。假如我们不能以渐进方式达到目标，我们就全体飞快到达目标所在，到了目的地总比完全没有到好。
在8月1日的会议上，一位葡萄牙代表建议加快实现使用单一共同货币的过程。据说一位与会的德国代表闻言后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假如我的论点是正确的话，我们就要重视葡萄牙代表的建议了。有人也许会觉得这说来容易，但事实上也是如此。假如我不能提出通往单一共同货币的途径，根本没有人会理会我的论断。由于我们处在动态不平衡的状态中，所以我们的途径也要是不平衡的。目前，法国当局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存底。他们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就是使法郎变为强势。
这种做法是错的。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刺激法国经济，并延长向德国中央银行贷款的期限，也许延长两年，以利于法国降低利率。但我说降低利率，要降低百分之三。法国降低利率，应该要和其他欧洲货币体系的会员国――包括德国和荷兰配合。德国马克不会因此升值。德国马克币值过高，对德国经济自然会有消极影响，从而促使德国利率下降。到了德国经济下滑，欧洲各国经济开始转好时，汇率的强势不仅可以扭转过来，还可能回到和扩宽汇率波动幅度上下限前的原点距离不远的地方。有分歧的地方就有经济活动。起初，欧洲经济复苏会让德国吃亏，但德国也会逐渐加入复苏的行列。到时候动态不平衡的现象就会得到纠正，各国也将在近乎平衡的状态中继续朝单一共同货币发展，而毋须重新建立较紧的汇率波动幅度上下限。但我们走的不是一条直路。目前我们身陷恶性循环当中，所以我们有必要扭转形势进入良性循环。这种情形已经在意大利出现了，当然也可能在其余的欧洲国家出现。
在这里，我还未谈到外交政策问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前途问题，以及东欧前途问题，但我说的已经很多了。这些课题都和货币政策有密切关系。总而言之，欧洲的货币政策错了，但这是可以纠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