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总有正反两个方面，发展更是新矛盾取代旧矛盾的过程。人类货币制度从贵金属本位转向信用本位，同样是一个“优选过程”，并非它没有缺陷，只是比过去好些而已。所以，“信用本位货币”取代“贵金属本位货币”只是一个“优选过程”，只是认为“信用本位货币”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优于“贵金属本位货币”而已，但这并不排斥“信用本位货币”存在明显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否定是简单的，否定的目的是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新的“最优选择”，那旧的就是“最优选择”。

为什么突然要说这件事？因为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批判》，出自中国重要的货币金融学家之手，影响很大。从理论角度说，我完全同意作者的看法，但担心的是：此时此刻提出这样的“批判”，是否会成为央行拒绝“通过收购国债释放基础货币”的理由？

很长一段时期，笔者大声疾呼“央行需要通过基础货币释放去压低货币乘数”，而且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基础货币过少、货币乘数过高”会酿就重大金融风险，并论述了中国当下的高杠杆风险及其诱发的一系列经济和金融问题均与“基础货币过少、货币乘数过高”——所为M2中“糖少水多”密切相关。所以，看到如此重要的人物“批判如此重要的理论”难免心生敏感。

按我的理解，“现代货币理论”之所以将将货币发行权交予政府，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就是“政府充分理性”，而且政府行为代表“公共利益”。但是，这个假设会在一定程度上被破坏。比如，政府为了政绩或竞选需求，“没完没了地”要求货币当局以货币手段刺激经济。甚至政府无视风险而放大财政赤字，同时要求中央银行买单。比如美国，尽管我对特朗普之所为保留自己的看法，但至少从表面上看，完全可以看到政府赤字向美联储转移的倾向。

是不是可以把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套用于中国？我坚决反对。我认为，中国政府是理性的，尤其是中央政府，“十八大”之后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改革，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其实都是为了避免中国经济重蹈粗放式增长的老路。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确，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道更离不开高质量货币和高质量金融支撑，这一点毋庸置疑。

中国的货币和金融质量不好吗？当然不好。货币“糖少水多”，金融短期化趋势明显而长期得不到纠正，以致金融杠杆过高、脱实向虚，这不都是金融劣质化的典型特征吗？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絮絮叨叨已经说了多年，不再详尽论述。 

我们认为，破除中国金融劣质化趋势必须由中央银行义不容辞，为M2“加糖降水”，有效提高中国货币品质，这时一切金融和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容不得半点含糊。

毫无疑问，信用货币时代，货币之“糖”就是以中央财政税收为基础的国家信用，货币根本没有理由摆脱对国家信用的依赖，否则信用货币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请问，对任何国家而言，还有比政府信用更高的信用吗？离开中央财政收入这个基础，中央银行会天然具备最高信用吗？

如果我们还找不到信用货币制度的替代制度，那央行就不要排斥通过收购政府债券释放基础货币。实际上，央行发行MLF所需要的抵押物，难道不包括各类政府债券？那为什么偏偏要排斥国债？有人说，央行购买国债实际是财政向央行透支。笔者认为，这才是一个既是而非的说法，是排斥正确货币发行方式的“强词夺理”。

原因：第一，政府债务货币化取决于财政是否存在严重的透支。换句话说，只要政府财政赤字正常，央行通过国债买卖吞吐基础货币就不会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化。第二，全世界中央银行无一例外地将本国国债视为最佳储备资产，因为它们必须充分信任自己的国家和政府，难道中国可以例外？第三，拒绝依托最高信用等级的信用资产实现货币调节，难道要采用低等级资产去满足货币操作需求？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确实吃了一肚子垃圾资产，中国也要这样做吗？第四，央行真得可以“无资产提高负债”？或无抵押发行货币？真能做到那也算前无古人的创举了。

我们认为，从理论和实践中认清“信用货币”的缺陷非常重要，但如何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那就必须回归正轨、回归常识，而不能因为信用货币的缺陷而扭曲货币政策操作，更不能将其当作拒绝为M2“加糖降水”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