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忠告：
“哲学和经济学的最大差异也许在于，前者告诉人们的不仅是理论知识，更重要的还有思维方法；而后者教给人们的除了知识，还是知识。”
“从根本上看，我们所有的世界观，都有缺点或被扭曲，而我们的的任务就是专心研究这种扭曲的重要性。”
“我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有若干瑕疵或遭到扭曲，接着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扭曲对事件形成的影响上。”“我承认，这种哲学观就是我投资理念的基础。”
战争终于结束了，苏联控制了匈牙利，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下，索罗斯所喜欢的冒险和投机在新制度下不仅受到限制，而且受到打击。在父亲的引导和刺激下，索罗斯逐渐打定了到伦敦去寻梦的念头。
乔治·索罗斯离开匈牙利的时期，正是当地犹太人大量外出的时期，而且，在当时，经历了战争洗礼的提华达早已把该卖的动产和不动产都卖得差不多了，基本上成了名“无产者”。经过多次碰壁，提华达才设法筹措到了让索罗斯离开匈牙利的路费。
这样，年仅17岁的索罗斯，怀揣着有限的一点路费独自一个人上路了，在这个年龄，如果不是为了生存，或缺少必要的胆量，一般的孩子很难迈出家门，踏上奔赴异国它乡之路。可是，不迈出这步，就不会有当今世界的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喜欢伦敦这座城市，喜欢它的繁华和自由，但遗憾的是，他无法享受这一切，因为他太穷了。父亲虽然偶尔寄一点钱来，但他在伦敦主要的资金米源却是姑妈。伦敦是富人的世界，靠姑妈提供的那一点点钱单单生活已极度困难，同时他形单影只，没有钱，也没有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穷途末路”了。尽管如此，他相信自已能够在黑暗中找到光明，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求生之道发生了作用，他反而自嘲道“那不是很棒的感觉吗?”
经过一番努力，索罗斯在一家餐馆里找到了一份临时工。这是1948年的春天，随着生产的恢复，娱乐业也开始复苏。索罗斯打工的这家餐馆档次较高，地理位置也不错，因此，经常有电影明星、贵族以及富有者光顾。
在餐馆当侍者的工作很累，一天常常干十几个小时，但是，老板给的报酬却很低。在这里打工挣的钱还不够生活费用。餐馆中也为侍者提供正餐，可是，食物却常常是剩饭剩菜。当时餐馆中的储存设备还不好，饭菜放的时间久了就变坏了，老板就把这些发馊的剩饭拿给侍者们吃。在给侍者开饭的同时，老板也喂他的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老板给侍者们吃的是变坏了的食物，而给他的猫提供的却是刚刚开罐的新鲜鱼子酱。
我们不知道这种强烈的反差在索罗斯的内心中激起怎样的涟漪，多年以后，索罗斯忆及往事，曾打趣地说：“我曾嫉妒过一只猫，因为它有沙丁鱼吃，而我没有。”
1948年夏天，索罗斯参加一项叫作“徒手救土地”(LendahandontheLand)的计划，到伦敦郊外的一座农场当了临时工。这里的活比餐馆的工作还要累，可是，得到的报酬却仍然很低。老板也许是看到来这里打工的大都是外国移民，因此，毫不留情地剥削他们。其他的人能够忍受，而索罗斯却无法忍受。他向大家讲老板是如何残酷地压榨临时工，在进行宣传时，他把过去学过的《资本论》和听苏联人讲过的道理全用上了。那些本来甘愿忍受农场主剥削的人们，在听了索罗斯的宣传之后，终于忍受不下去了。
于是，在索罗斯的组织下，他们一致行动，搞起了罢工。他们提出的要求是，提高工资标准，享受按件计酬而不是按日计酬的待遇。
由于农场正处在用人季节，而且罢工者提出的要求并不高，所以，农场主同意了罢工者的要求，这位未来的金融投机大师和他的同伙们获得了胜利，他和工人们都赚到了更多的钱。这件事使年轻的索罗斯很有成就感。
索罗斯在打I中求学，坚持了几个月，就补习完了必要的文化课程，他原来的基础很好，再加上天资聪明，接受能力很强，因此，尽管条件艰苦，他还是顺利获得了人大学注册的资格，他选择了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这是一所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为主的高等学府，在英国高校中的地位仅次于牛津和剑桥，也是世界的顶尖学府之一。
这所学院对于索罗斯是比较合适的。当时该校有一种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为此，这里吸引着许多来自国外的学生。索罗斯来自受苏联思想体系控制的匈牙利，对社会主义思想有些了解，接受起来当然比较顺利。同时，这所学院的主导课程是教授学生经济学知识，在人文学科的各个科目中，经济学比其他专业更便于寻找工作。可能正是这些条件，促使索罗斯选择了这所学院。
伦敦经济学院，是一个学术气氛很浓的自由空间。在这里既可以讲解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学，也可以讲自由市场经济；既可以讲经济和金融理论，也可以讲自然科学和哲学问题；如果有兴趣，教师们还可以来这里讲文学、艺术、历史和政治等问题，只要有学生听你的课，什么样的思想都可以来这里展示一番。
这是一个允许青年人自由接受自已感兴趣的知识的空间，是一个神圣的知识殿堂。索罗斯进了这样一个高等学府，如果没有经济问题的困绕，应该说他得到了出国时所盼望的东西。
在经济学院，经济类的课程理所当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其他的各种学问处于从属地位。凡是进入经济学院的学生，一般都应该对经济学知识感兴趣，而对于其他课程，则是猎奇或选修。索罗斯进入该校的初衷无疑也是想学习经济学知识，以便为日后的谋生创造条件。
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后，对于索罗斯影响最大的却不是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而是哲学的思辨。因为，在他后来的经历中，不管是做股市分析员，还是自己直接操纵投机事业，在作分析判断时，都少不了哲学的思维。而他的哲学思维的基础就是在伦敦经济学院打下的。
“哲学和经济学的最大差异也许在于，前者告诉人们的不仅.是理论知识，更重要的还有思维方法；而后者教给人们的除了知识，还是知识。”索罗斯的一位大学同学哈勃·多利瓦记得他曾经这样评论。
对于一个追求新奇思想的学生来说，理论或逻辑思维能力越强，就越是喜欢哲学的探讨，面不满足于一些平淡无奇的经济学知识。索罗斯在学习中产生出喜欢哲学更胜于经济学的倾问，也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索罗斯在从事金融工作和金融投机活动的过程中，一直喜欢哲学，并常常用哲学的思维分析和判断问题。在他的理论思维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许多西方哲学家的影响，但其中影响较大，而且较受索罗斯钦佩的哲学家，应该算是卡尔·波普尔了。当时在伦敦经济学院中教授哲学课程的最著名的导师之一是现代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也许正是他的哲学思想，使索罗斯这个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对哲学发生了兴趣。而且还可能是他的思想，帮助索罗斯形成了独特的投机理念。
波普尔把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和猜想与反驳的科学哲学方法运用于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波普尔提出，人类历史的进程并不是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取决于人类知识的增长，由于人类知识的增长是没有规律和不可预见的，所以，人类历史的演进也是没有规律和不可预测的，从而得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没有规律可循的结论，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它归结为“历史决定论"。
有心的读者随后可能会发现，这一思想与索罗斯投机埋念的一个重要基石——市场无理性思想——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之处。在批判历史唯物论并阐述他自己社会历史观的过程中，波普尔极力宣扬西方的民主和美国式的自由，与此相对应的是，批判法西斯独裁主义和苏联式的专制统治。他以《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为题，阐述了他的社会哲学思想，在成书之前，以讲座的形式给经济学院的学生们讲授。他把美国的制度描绘为“开放的社会”，而把法西斯独裁专制描绘成可怕的制度，在他的讲述中，这两种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也许正是由于波普尔的影响，索罗斯大学毕业之后，不管是寻求谋生的职业，还是从事金融投机活动，他都不时地进行-些哲学问题的探讨，并时常想发表-点哲学见解，尽管他的哲学没有什么人马上接受，可是，却对他自已的思维训练不无益处。
他称：“从根本上看，我们所有的世界观，都有缺点或被扭曲，而我们的的任务就是专心研究这种扭曲的重要性。”其实，这是受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的影响，把科学发展的证伪主义，移梢到了人的世界观中来。
“开放社会”不仅成了索罗斯日后哲学探索的核心观念，并日成为他终生追求的理想。为此，过了几十年，索罗斯在投资事业上取得骄人的此绩后，他开始在全球各地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创办慈善事业，设立“开放社会基金”，以实现他心目中的“开放社会”理想。
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期间，索罗斯的成绩并不理想。他曾热切地想走学术路线，梦想能成为弗洛伊德或爱因斯坦，或者像凯恩斯那样的经济学家，当然，波普尔也是一个好榜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幻想逐渐破灭，虽然说做个理论家是索罗斯一辈子
的梦想，但终木如愿。即使有些人注意到他的哲学思想，恐怕也是受他在金融领域的非凡表现的影响。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大英帝国也许会倾其全力来成全这个青年成为哲学家的梦想，而不是任其成长为一个给英镑制造了灭顶之灾的金融魔鬼。
索罗斯自称为“失败的哲学家”。
尽管如此，索罗斯仍然在其间思考了大量哲学问题，他对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尤其感兴趣，他后来提出的他自认为相当重要的发现就是源于此时的思考：
“我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有若干瑕疵或遭到扭曲，接着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扭曲对事件形成的影响上。这一观念正是索罗斯后来创立的投资理论——荣枯相生理论的基石，而此观念的形成则可追溯到战争期间的经历以及父亲提华达的教导。
波背尔对索罗斯最大的冲击是鼓励这位青年学生严肃地思考世界运作的方式，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宏大的哲学体系来解答这个问题。哲学大师波普尔试图把自己的智慧传授给这位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不想帮助索罗斯在实业领域得到任何收获。哲学，在卡尔·波普尔和其他任何人的头脑里，都不是什么能在现实世界中指导如何挣钱的藏宝图。
但对乔治·索罗斯来说，哲学却正好能够发挥这功能。他将从抽象走向具体，他将建立认知的理论，研究人们考虑问题的方法和原因，从这些理论中，他将总结出关于金融市场如何运转的新理论。
在后来的时问里，索罗斯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进开放型社会的形成，他总是把波普尔教授引为他慈善举动的激情的根源。他超越了波普尔所做的贡献，这些贡献曾经在无意中帮助索罗斯建立了他赖以在华尔街积聚财富的金融理论。
哲学可以填充大量的时间，却不能填饱肚子。在伦敦读书期间，生计仍是摆在索罗斯面前的大问题，而且现在还要交学费。忙于学业而又一文不名的索罗斯想到了犹太人监护会(JewishBoardofGuardians)，希望能得到犹太同胞的帮助，但是他被拒绝了，理由是他是学生，而监护会只帮助收大少的受雇者。年轻的索罗斯很难理解这项规定有什么道理。
很快一件不幸的事故使问题出现转机。在接下来的圣诞节假期中，索罗斯在一列夜班火车上作兼职服务员，不慎摔断了腿，治疗需要一笔不小的数目。索罗斯认为这次他已在铁路公司做事，当然有资格得到帮助，“我下定决心，这次一定从那些坏蛋手中弄到钱。”于是，他再次来到犹太人监护会，说明自己因为工作而摔折了腿，然而因为工作并未取得法律许可，所以无法取得政府的救助。索罗斯让他们相信，自己已陷入困境，急需同胞的帮助。当然，他隐瞒自己仍然是学生的事实。监护会的人相信了他的话，但为了拿到钱他必须每次拄着拐杖爬三段楼梯。
好景不长。不久，监护会发现了索罗斯的“谎言”，援助资金被中止。索罗斯可不是个容易认输的人，他马上给监护会写了一封“痛彻心扉”的信，表示监护会对待犹太同胞的态度和方式，实在令人心寒。想不到这封信收到奇效，监护会被这个年轻人的话语所打动，不仅每星期的救助金恢复了，更棒的是现金是寄来的，不必他再每次千辛万苦地爬楼梯到监护会办公室去领。
在最困难的时候，年轻的索罗斯发誓说：“我生而贫穷，但绝不会穷死。”
尽管拿到钱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但索罗斯对早先受到监护会的污辱却耿耿于怀，索罗斯报复的方式是，在他腿伤痊愈，已经在法国旅行时他才通知监护会可以停止寄钱了。
这段经历对索罗斯看待事物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影响。从此以后，他几乎讨厌一切慈善机构，以至后来自己兴办慈善机构的时候，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