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全球化和超级大泡沫发端于1980年，当时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始当政。从那开始的一段时间，某个局部市场时不时就会崩溃。20世纪70年代的贷款热潮演变为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到1987年，投资组合保险（portfolioinsurance)的过度使用使股票市场遭致前所未有的惨跌。投资组合保险包括触碰失效的期权（knock-outoption)的使用，由于它们应用范围广泛，在行权时必然导致灾难性的中断情形。在其他市场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只是规模小一些。我在美元兑日元汇率市场上就亲历过一回。住房抵押贷款分层打包操作导致了1994年发生了“毒垃圾”层（oxicwaste”tranche)债券的小规模危机，一些机构因此受损。1998年以俄罗斯违约事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危机导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一家规模极大的对冲基金，它在交易中使用了超高的杠杆，威胁到了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促使美联储降低利率，并安排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债权人对其实施救助。这些事件并没有带来任何监管体制上的改革，相反，金融体系承受住这些压力的能力更加助长了流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也使得监管环境更为宽松。

接下来就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以及2001年“9.11”事件。为防止衰退，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并将其一直保持到2004年6月。这造成了房地产泡沫，而金融创新在其中也起到重要作用。随着风险的分散，就会有更多的冒险举措。不幸的是，风险从那些本来了解风险的人那里传递给了那些不大懂得风险的人。更糟糕的是，新发明的这些方法和工具复杂到连监管当局都无法计算出其中的风险到底有多大。人们开始依赖由机构自己开发的风险控制方法。最新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监管国际协定——《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II)允许大型银行依靠自身的风险管理系统。在评级机构中也发生过类似情况，评级机构本来应该去评估金融工具的信用度，但它们也开始依赖这些金融工具设计者们所提供的计算方法了。

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监管当局放弃监管权力。如果监管当局算不出风险有多大，它们就不应该允许那些机构在它们的监管下从事

这些业务。银行的风险模型建立在系统自身稳定的假设之上。但是，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相反的是，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并非一成不变，它必须要依靠监管当局的积极维护。监管者仅依赖于市场参与者自己对风险的计量，放松了警惕，在一段时期内任由信贷无节制地扩张。具体而言，风险价值的计量基础是过去的经验。但既然信贷扩张亳无节制，那么过去的经验对当前状况也就没有指导意义了。风险价值计算用的是2倍和3倍标准差。髙标准差的小槪率情形本来是特别罕见的情况，但此时却频频出现。这本该是个警告，但几乎被监管当局和市场参与者所忽略。他们所做的就是推出压力测试，以衡量他们对未预期的情况准备得有多充分。

类似地，各种住房抵押贷款合成证券是建立在美国住房价值整体不会下降的假设上的，人们认为个别地区房价也许会有变动，但是整体市场会一直处于稳定。这使得能在各地区分散风险的证券看起来似乎比单个住房抵柙贷款更为安全。这一假设忽视了美国全国范围真的发生房地产大泡沫的可能性。

监管当局应该有更清醒的认识。毕竟，他们应该时不时地进行干预，而且它们知道干预会产生道德风险。但监管当局只是口头重视道德风险，当市场真的下跌时，它们又开始挽救那些机构，因为这些机构太大以至于不能让它倒闭（toobigtofail)。监管当局知道它们的干预会带来不对称的激励，会导致大规模的信贷扩张，但是它们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情绪影响得失去了自制力，这种情绪认为市场具有自我监管的能力。这就是信贷扩张为何最终发展到不可持续地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