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反身性过程中，我遇到最多的难题是，我不得不使用一种前所未有的语言来描述。我尝试着展示参与者的思想与其所处情境之间的双向互联关系，但西方知识界的传统做法则是不辞劳苦地把思想和现实截然分开。其结果是造成二元论和二分法，像精神和肉体、柏拉图理想和可观察现象、观念和实物、陈述和事实等。而我提出的事实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区別也在此列。-

这种二分法的形成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认知功能的目的就是产生知识，而要形成知识就需要陈述与事实相符。为了建立并符合对应关系，陈述和事实就必须分开，因此，追寻知识就变成把思想和现实分开。这种二分法根源于古希腊哲学，在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左右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相信理性，他们认为事实是区別于理性单独存在的，希望理性能为事实描绘一幅完整准确的图景。理性的作用就像一盏探照灯，照亮既已存在但被动地等待人们发现的事实。有思想的人类所做出的决定是否会影响事实情境不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原因是它会妨碍思想与其思考对象之间的分离性。换句话说，启蒙哲学没有考虑到反身性问题。它假想的世界是一个操控功能不对认知功能产生影响的世界，实际上，启蒙哲学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操控功能的存在。它假定思考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知识，就像笛卡尔（RendDescartes)说的：“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笛卡尔不像亚里士多德，他只关心理论理性，完全不理会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理性，即我所指的操控功能。这会造成对事实的曲解，但在当时那个年代算不上什么。

在启蒙运动时期，人类对自然力量几乎一无所知，对它也没有什么控制手段，但科学方法的出现使人类的前景充满希望，因为它已开始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把事实当做躲在那里等待人们发现的事物，这一认识并没有错。无论如何，18世纪对地球的探索还都没有完全开展，收集事实并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当时，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从各种渠道获得知识，似乎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理性一扫几个世纪以来由迷信主宰的局面，以胜利的进展奠定了它的地位。

启蒙运动逐渐深入人心，认为知识是可以无限获得的。在它看来，思想和现实之间只存在单向的联系，现实是独立给定的，当人们做出的判断与事实相符时，就可以说它已经为人们所了解了。这被卡尔?波普称为全面理性（comprehensiverationality)的观点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达到顶峰。逻辑实证主义哲学（logicalpositivism)主要兴盛于20世纪初叶的维也纳，它认为只有经过证实的经验判断才是有意义的，形而上的抽象讨论是无意义的。e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认为事实和判断分属不同的范畴。二者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正确的判断符合事实，错误的判断不符合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事一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认为“单身汉是未婚男性”这样的分析推理型判断是个例外，并视其为有意义的。这就为分析哲学的发展扫渚了迸路。

事实是检验真理值得信赖的标准。这就是真理符合论的理论基础。尽管没有全部遗忘，但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却几乎忽略了判断本身也可能是事实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人们把大量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说谎者悖论的讨论中。

曾经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从维也纳召唤到剑桥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为说谎者悖论提出了一个解。罗素区分了两类陈述:一是自相关性陈述，二是非自相关性陈述。他认为，由于人们无法准确断定自相关性陈述的真实性，因此不应该把自相关性陈述看做有意义的陈述。这个解可能曾用于维持对事实和陈述之间的简单划界，但它阻碍了人们思考与其相关的问题，甚或忘记了自身的存在。维特根斯坦指出了这个观点的荒谬之处，他在其《逻辑哲学论》(rracmms—书的结尾提到，看懂了这本书的人必须意识到它是无意义的。此后不久，维特根斯坦放弃了对理想化逻辑语言的追求，开始研究普通语言的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