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看到投机的金融风险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美国从1979年下半年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油价一下子飙升三倍，从每桶10多美元上涨到将近40美元，从而迫使经济进入三年低迷时期。这时候美国政府通过不同措施来刺激经济发展，尤其是通过大规模增加军需装备来拉动国内需求，才于1982年走出经济危机、走向经济繁荣，直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IT经济繁荣。

美国IT经济的繁荣造成了大量的获利资本，这些获利资本纷纷进入其他国家寻找新的获利渠道，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是其主渠道之一。

资料表明，1989年到1994年间，美国的长期利率在2.5%左右，可是这些亚洲国家的利率是美国的两倍以上。也就是说，这些国际资本仅仅从美国进入亚洲国家，什么都不做，就能坐享其成；当然，实际上，投机资本的本性是要兴风作浪，不可能躺在那里吃利息差价。于是，这其中的金融风险就被索罗斯看到了。

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背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投资银行纷纷开始在东南亚抢占市场。1991年到2001年间，它们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六个开放程度较高的资本市场，基本垄断了金融业务。具体地说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发行的金融工具中，绝大部分(超过50%)是被美国和欧洲国家各大投资银行控制的；与此同时，日本机构投资者还占了另外10%的比重。

这样一分析就知道，为什么索罗斯后来的一呼百应能够以“一己之力”来对抗一个国家和政府的金融体系了。

实际上，在他个人背后还拥有西方国家强大的投资银行体系，它们本来就在其中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市场，兴风作浪绝对有资格、有资本。

遗憾的是，当时这些亚洲国家根本看不到这一点，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它们陶醉于大力引进外资的所谓“成就感”中。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亚洲国家吸引西方国家的外资越多，对美元形成的依赖性就越强，经济脆弱性就越明显，将来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

更要命的是，它们为了吸引外资直接投资，纷纷采取本国货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以确保这些外国投资到期后不需承受汇率波动损失。

不仅如此，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还可以“贪图便宜”—顺便搭乘美元贬值的顺风车，在美元对全球其他主要货币贬值的时候，也跟着贬值，这样就能继续保持甚至提高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拉动国内经济发展了。

问题更严重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和贸易盈余，亚洲各国纷纷采取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汇率来盯住美元，“没有最低，只有更低”。说穿了就是，想通过货币贬值的办法来取得产品出口优势。

以泰国为例，1984年到1994年间，泰国的GDP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8%，制造业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0%，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中的比重从原来的36%提高到81%，就与这种盯住美元汇率政策密切相关。

可是殊不知，这种盯住美元制度增加了稳定本国汇率的难度。例如，当美元贬值时这些国家的货币同样可以贬值，从而拉动经济发展；可是如果美元升值呢，这些盯住美元的货币也会随之升值，这是一把双刃剑。

这时候升值了的货币如果能得到国内经济面支撑，当然没问题；可是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这种货币汇率就是被人为高估了。货币被高估的后果很严重:20世纪40年代的英镑危机、1983年和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顺便插一句，当时我国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措施: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1980年还是1美元兑换1.5元人民币，1985年就贬值到2.80元，1990年末贬值到5.22元，1994年1月1日起大幅度贬值到8.30元左右。

所有这一切，索罗斯可谓看得一清二楚。在索罗斯看来，这些国家深深步入了这样一个陷阱:吸引外资比重越大，亚洲货币对美元的依赖性就越强，就越容易成为美刀的刀下鬼；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虽然可以对外资增强吸引力，却也容易被国际游资冲击找到软肋之处。可以看出，索罗斯后来正是抓住了这块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