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投资心理
1961年12月18日，索罗斯自然而然地成了美国公民。这时，他已经33岁，仍然在为当一个哲学家还是做一个投资者而摇摆不定。而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施政策略似乎无意中给索罗斯提供了更多的时间，让他得以去做似以乎是最喜欢的事情—思考和写作关于人生的基本问题。从这一年开始，索罗斯把傍晚和周末都用在了《意识的重负》书稿的写作上，他还希望能找到一个出版商，将这本书付梓。直到1963年，他把手稿寄给了卡尔·波普，并赢得这位大师的赞同。索罗斯把这看成是很值得夸耀的事情。他觉得，能赢得著名的波普的赞同，似乎是向出版这本书迈出了一大步。
波普最初对手稿作出了热情的反应。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当这位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弄清楚索罗斯来自于共产党人统治的东欧国家时，波普先前对手稿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一落千丈，甚至表现出很深的失望。此后，他对索罗斯的手稿再也没有进行过更多的思考。波普对手稿的冷淡，在索罗斯那里引起了极大的连锁反应，使他做出了搁置出版计划的决定。
索罗斯的哲学
对索罗斯来说，写作该书是他喜爱的一项工作。至于他是否尝试过将这些手稿给某一出版商，索罗斯一直讳莫如深。只是轻描淡写地对外界说，他觉得这本书缺乏深度，所以不打算出版，仅此而已。
索罗斯从1963年开始为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工作，这是一家主要经营外国证券贸易的美国公司。这家公司的总部在德雷斯顿（东德城市），创立于19世纪初期。雇佣索罗斯的人叫做斯蒂芬·凯伦，带有浓厚的欧洲口音，公司的其他人也是如此。索罗斯喜欢他们的欧洲腔，可以说，他把爱霍德公司视为自己的家。
“舒心的工作环境使人的预测能力变得更准确，这是我在爱霍德公司尝到的另一种投资心理。”提起爱霍德，索罗斯总是充满了感激。
从一开始，凯伦就对索罗斯评价很高。“我希望我雇用的任何人都很优秀，不过，他确实是个很杰出的人。”
索罗斯从分析员做起，很快便脱颖而出。由于他来自欧洲，天生具有国际眼光，他了解欧洲的情况，可以利用他在那里的关系网络，而且他能够讲多种欧洲语言，包括法语、德语，索罗斯在这一领域里堪称轻车熟路。
“我在爱霍德的工作是国际套利业务。从事套利交易既需要知识，也需要胆略。金融业内充满风险，国际套利更是如此，谁能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发现机会、创造机会、把握它、发挥它，最后投入赌注，谁才有可能赢。”索罗斯总结道。
曾与索罗斯合作过的阿斯泰尔对他的印象是:“你可以看出他很聪明、能干，思路也十分清楚，还很自信。你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他是很好的心理学家，很有见地……他很内向、害羞，所以总是保持低姿态。他不想让人明了他的个性。他经常讲些相互矛盾的事，以求得好效果。他讲很多无意义的话，有时自言自语。他一点也不讨人喜欢。索罗斯从不以别人的好恶为行事标准，从不看别人的眼色，而更多的人对索罗斯则只是敬畏。”
“他不可爱，但在投资分析中却显得很精明。”亚瑟·勒鲁还记得与索罗斯接触的那段日子。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勒鲁加入了纽约银行研究部。勒鲁追踪的一个产业是证券交易，这刚好是索罗斯在爱霍德公司所从事的工作。作为公司经纪人，索罗斯偶尔去拜访勒鲁和他的老板，讨论购买哪种股票。勒鲁记得，索罗斯总是把话题从狭窄的交易业转向“世界形势”，时常谈些大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