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新冠病毒”正在吞噬中国经济。到底影响多大？现在还说不清楚。不过，有许多经济学家都在预测，从他们给出的数据看，“新冠病毒”对中国GDP增速的影响大致应在1到2个百分点。但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数据不过是个静态估计，而真正的麻烦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病毒影响重叠，加上外部恶势力火上浇油，使得情况变得复杂多变。但不管情况复杂到什么程度，一点应当是肯定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之后从未有过的重大考验。

此时此刻，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需求是围绕高质量创新发展——这一总体战略目标，在“短、中、长”结合的基础上，实施大力度、超常规经济政策，一举将中国经济拉出泥沼，实现良性循环。实际上，“新冠病毒”的无情侵袭恰好给我们一个重要契机，现在到了该下决心的时候了。

什么样的政策符合上述标准？以“货币资本化”为先导，全力构建“股权资本优先”政策环境。以此，同时破解中国企业“债务杠杠过高、创新资本稀缺”的难题，为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创新发展营造优质的金融环境。

关键在于“货币资本化”，但什么是“货币资本化”？这是个传统教科书上并不存在的词汇。但是，“资本货币化”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改革与实践的重要结晶，它是发达国家“将应对金融危机和加大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相结合”，并借此实现经济“再工业化”的重要经验。其具体做法简单说就是：改革货币政策理念和方式，以长期、甚至超常期基础货币“大规模量化投放”取代“单一利率调节”，而且长期保持。最为极致化的典型案例是日本央行，它们甚至把“购买股票ETF”当做释放基础货币的工具。

发达国家这样的做法什么意图？其发明者、破解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操盘手、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早有解释：基础货币实际是“永远不必收回的债务”，其功能相当于“国家资本”。伯南克认为，要破解债务杠杠过高的危机，必须向市场大规模注入“国家资本”，刺激市场股权投资偏好大幅上升，并以股权资本增加降低债务杠杆率。

听起来这只是“临时性危机救援政策”，但实际效果远不止于此。十年之后我们回首望去，美国企业的债务杠杠大幅下降，负债能力大幅提升，而失业率的空前低落说明美国实体经济投资的相应的增长。耶伦在告别美联储主席职位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货币政策是成功的，它使得企业来自长期稳定的股权资本增加了100%，而对最不稳定的短期货币融资的依赖降低了50%。这“一增一降”说明什么问题？它说明，尽管美国政府债务还在持续增长，而且增长非常快，并被公认不可持续，但从美国金融和企业层面看，它们财务状况已经变得非常健康。

最关键的问题是：股权资本加厚，必然导致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加。人类经济历史告诉我们，股权资本才是支持经济创新发展金融动力，没有丰富的股权资本，经济就没有创新发展动力；没有丰富的股权资本，经济就没有根本性效率增长的可能。所以，要高质量的创新发展，首先要有金融的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为什么是高质量的金融？长期、稳定的资本金融。如果构建高质量的金融？必须通过大力度的金融改革，构建长期、稳定的资本金融供给制度。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货币资本化。

笔者认为，应对疫情的“金融30条”尚属短期政策，而我们更加期待金融政策的战略远见，既同时破解短、中、长——三期困局的根本性金融政策。我们说，金融最怕“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应付。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金融资源都是有限的、财政能力则是更加有限的资源，所以，面对重重困境，我们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拿下“重要战略阵地”，击溃越发厚重的敌方攻势，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站在这样的层面看，任何借口和拖延都将犯下严重错误。

也正因如此，我们坚决反对“短期急需给点油，不知何时又断炊”的应付，那无异于“消耗战”，时间越长，次数越多，消耗越严重，早晚有一天会因弹尽粮绝而无力回天。毫无疑问，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同时，货币又是一切金融活动的源头，什么样的货币质量决定什么样的金融质量。为此，我们热切期待再工业化能够尽早意识到：在住户贷款大于住户存款——居民“贷差”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基础货币的期限结构将决定金融期限的供给结构，而要加大金融市场长期稳定的资本供给——高质量供给，中央银行必须加大、加快长期、甚至超常期基础货币供给——正所谓大力推进“货币资本化”进程。

可以肯定，“货币资本化”过程既是金融结构向高质量转变的过程，也是推进股权资本投资偏好的过程，更是有效降低企业债务杠杠、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还是推进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无二选择，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经济战胜疫情最为有力的同盟军，更是推动中国股市健康成长的重量级资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