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将至，中国各大城市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会议，他们讨论、研判着中国和世界经济未来，尤其是2020年会发生什么。正当各种议题占据人们大量精力的时候，一则不幸的消息从太平洋的彼岸缓慢地飘到了中国，北京时间12月8日，美联储前主席、被全球金融界誉为“金融斗士”的保罗·沃尔克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2岁。
闻听此事，笔者的第一反应是：这位老人可能带走了太多的故事和真相。我见到这位老人是2014年2月22日，在北京瑞吉饭店大宴会厅门口和保罗·沃尔克握手向他表达敬意。那天，国际金融论坛(IFF)月度领袖对话会（以下简称“对话会”）2014年第1期在这里举行，其主题为“保罗·沃尔克：沃尔克法则之路”。作为IFF终身荣誉主席，保罗·沃尔克发表了主旨演讲，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中金公司董事长金立群等将参与对话。而笔者本人和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信息中心主任杨健教授应约，一起担任这场对话的“场外评论员”。那年，身高1.9米的保罗·沃尔克87岁。
熟知保罗·沃尔克的中国人几乎都会把他当作“通胀斗士”，都会将其采取“极致性利率手段”成功平抑了美国1980年前后的“大通胀”而予盛赞，甚至将其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央行行长。但是，在我心中却总存有一个疑问：保罗·沃尔克真喜欢“通胀斗士”这个称号吗？2014年2月22日我似乎找到了答案。在“对话会”的提问环节，一位年轻人站起来问：沃尔克先生，大家都认为您是“通胀斗士”，但站在今天的角度，您对当年的反通胀行动作何评价？沃尔克皱了一下眉头，非常坦然地回答了四个字：那是政治。
那是政治？作为场外评论员，我显得有点激动。我终于听到了沃尔克本人对当年反通胀行动如此“异乎寻常的评价”。为什么激动？因为在我心中，当年反通胀行动更像是“项庄舞剑”的政治行动，而绝非简单意义上的经济行为。
尽管保罗·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的时间是1979至1987年，跨越了卡特和里根政府，但实际上，他在尼克松解除布雷顿孙林体系之时，已经是美国政府和金融高层举足轻重的人物了。同时，沃尔克协助基辛格完成了美元对全球石油贸易的计价结算。这件事，对于美国的历史重要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伴随着这件事的完成，世界上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而正是这件事改变了人类经济历史的走向。这件事就是1973年发生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与战争相伴的是石油禁运——中东产油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以色列支持者实施石油出口管制。
第四次中东战争和石油禁运的直接后果：全球石油价格一路上涨，从此前的3美元/桶起步，到了保罗·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之时，石油价格已经涨至13美元/桶，总体涨幅高达430%。石油价格大涨导致两大结果：第一，鉴于各国进口石油必须以美元结算，因此全球美元需求量暴涨，美国开动印钞机输出美元，获得巨额“铸币税”收入。第二，鉴于石油占全球能源需求的48%，而中东石油产量又占全球石油产量的52%，所以石油禁运导致全球能源价格暴涨，而所有物价都随之暴涨。据史料显示，1980年3月，美国CPI达14.8%。第三，能源价格暴涨导致整个西方世界生产停滞，发生前所未有的“滞涨”。
如何解决“滞涨”问题？毫无疑问，应当是全力制止中东战争，结束石油禁运，从而使油价恢复正常。但是，里根、撒切尔“别出心裁”，无视中东战争“供给引发物价暴涨”这一根本诱因，而将世界目光单纯引向“通胀”，抑制英美中央银行开始采用货币主义手段，强行而极致性加息打压所谓“通胀”。保罗·沃尔克就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在美国实体经济存活艰难、而失业率高达10%的情况下，沃尔克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将M1调控目标设置在5.5%的同时，将利率逐级拉升至20%。
没人反对保罗·沃尔克的政策吗？当然不是，当时实业资本家把持的国会，多次提出弹劾动仪，试图把保罗·沃尔克从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拉下来。1982年，美国经济极度衰败，汽车销量降至20年最低。美国制造商和农场主们怨声载道，而就是这一年1-2月号的田纳西《专业建筑商》杂志的封面文章，怒火万丈地刊登了对沃尔克及其同事的“通缉令”，控诉他们“预谋并冷血残杀数百万小企业”、“劫持房产主的美国梦”。但是，如此最强大的反对声浪并未撼动沃尔克地位。什么原因？数十年后有分析指出：中东战争让美国军工集团大赚特赚；高利率政策，则让全世界必须多借美元购买石油，而美元高利率则必然使美国金融集团大赚特赚。如此强势的两大利益集团的护佑，沃尔克当然安然。
1983年，美国CPI降至3%，但经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人会问，此后10年美国经济不是非常繁荣吗？这是个重大误解。客观而言，美国经济此后10年的繁荣实际是“大收购时代”的泡沫。高利率时代，濒临破产的制造业企业被金融家以极低的价格大量收购，然后拆解成一个个“完美小公司”再高价卖掉。那时，全球最典型的经济特征则是：金融经营自由化、经济制度市场化、企业资本私有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四化”之下的全球性产业分工高歌猛进，而美国占据资本、科技、人才、标准的高端地位，一般性本土制造业则迅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从此历程看，在反通胀名义下，被保罗·沃尔克采用的高利率政策，实际就是挤走美国制造业、实现里根撒切尔主义政治诉求的工具。站在这个角度，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保罗·沃尔克“那是政治”的说法了？尽管，这个过程是残酷的，但这就是历史，对美国当年的经济而言，也许这就是“最佳选择”。
说到保罗·沃尔克，我总有一种感觉：或许老人内心充满矛盾。从金融自由化推行的年代看，那时的保罗·沃尔克正是大权在握美联储主席，那他是不是金融自由化的信奉着和全力推动者？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这位德高望重金融泰斗担任美国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保罗·沃尔克变成了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者和捍卫者，著名的《沃尔克法案》就是他的动议，后被奥巴马政府采纳。华尔街普遍认为，《沃尔克法案》所主张的分业经营，实际很像1933年罗斯福政府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那可是美国历史上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从《沃尔克法案》制定的这个过程看，保罗·沃尔克俨然就是金融自由化坚定的反对者。
保罗·沃尔克先生的生命停止在2019年12月8日，但其一生的坚韧却留给历史无尽的玩味。我再把时钟拨回2014年2月22日，那天保罗·沃尔克在“对话会”上明确表达了他对中国信贷和债务增长过快的担忧。他的这个担忧，实际也深深地刺激了我，让我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探索着“全球和中国经济高杠杆的根本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