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晚间，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其中谈到“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各类健康和养老保险业务，多渠道促进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鼓励各类合格投资机构参与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这个《意见》大大激励股票市场热情，也必将从长远的角度对中国资本市场构成有力支撑。不过，对于笔者这样一位“股市老战士”而言，我今天想说另一件事：公募型资本市场投资基金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大众普惠性投资工具”主力军。
谁还知道“淄博基金”？那是中国第一支公募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于1992年11月3日，全称是“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由山东淄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发行总量为3亿元，首次不过1亿元而已。这是一支封闭式基金，封闭期截至到2000年。不错，这支基金随着封闭期结束而退出市场，所以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它。
为什么今天要说“淄博基金”？因为那是中国证券“集合投资”的开始，而这种最早可以被追溯到1774年（荷兰）的、非常古老的大众投资方式，之所以被沿袭至今，证明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而更重要的是，它应当在中国特色资本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当然，未必非要公募基金，而私募基金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大众投资工具。但是，基于中国单个老百姓储蓄数量很小，往往够不到参与私密基金所必须的门槛。所以，私募基金应当更多针对投资额较大的投资者，而公募基金更需要担负起“社会大众普惠性投资工具”的责任。
从1992年11月“淄博基金”设立开始到2019年11月，公募基金在中国整整27年的历史，公募基金规模也从当年的1亿元，发展到了14.20万亿元。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近年来，公募基金发展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公募基金的核心竞争力——优秀管理人被私募基金挖走，弱化了公募基金可信度；再比如，公募基金风险投资能力弱化，从而迎合老百姓风险厌恶心理，而将业务重心移向货币基金，以致中国公募基金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投资比例严重失衡。见下表。
表：2019年11月底中国公募基金投资结构
近年来，私募基金在中国发展很快，但从结构看（截至2019年11月），规模13.74万亿元的私募基金，70%左右（9.71万亿元）属于股权创投类私募基金；证券投资规模仅为2.45万亿元。由此可见，无论公募还是私募，两大类基金专业从事A股二级市场投资的规模小得可怜，在A股近50万亿元的总市值当中仅占3万亿元、6%而已。
从集合投资、分散风险、专业理财的本质看，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发展这么多年，其交出的成绩单是不是让我们的公募基金人感到惭愧？最不该发生的问题是：近年来，公募基金基本失去了对股票市场的引导作用，而变成简单的迎合者。货币基金好卖又好管理，就蜂拥于货币基金，完全不顾这样的行为是否错误地引导投资于“空转套利”，更未顾及如此激励“空转套利”而对资本市场构成的伤害，甚至可能是自掘坟墓的行为。
在股市低迷之时，笔者经常遗憾地看着那些公募基金贻误战机。比如，我真希望从公募基金中看到一支这样的基金：它具有可信的安全性、又有优良的流动性、收益能够超越债券、而且能够吸引大量老百姓参与的“股票型基金”。但我始终都没看到。
其实，那时候开发符合上述需求的公募基金产品并不难。比如，当所有人都认为银行股和传统产业股票严重低估之时，我们完全可以针对“分红、股息”为基本诉求，研发认购门槛极低而专门针对“小散户”的股票投资基金，让更多的社会公众能够分享中国股票市场未来的收益。实际上，这类股票投资的专业性要求并不强，一般性的基金经理都可以完成。如果认为流动性维护比较困难，那这类基金是不是可以选择封闭式？
同时，这类基金只适宜公募基金，因为它们可以宣传，可以在股市极度低迷之时给老百姓普及正确的投资理念：现在我们可能无法获得价差收益，但我们至少可以让股息收益跑赢储蓄存款；而且，如果老百姓越来越多地认同这样的理念，伸手投资了这样的基金，那这些关乎市场稳定的大蓝筹就会稳定，甚至上涨，从而引导出股市投资偏好。很遗憾，我们的公募基金没有这样做。
另外，现在的公募基金几乎100%都是开放式基金，但笔者认为，针对“细微投资者”的证券投资基金还是封闭式更好。因为，封闭基金管理不必考虑日常流动性问题，可以使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并以较好的分红赢得更多“细微投资者”。
当然，这其中还牵涉股市和基金管理制度的变革，至少需求转变一些错误观念。比如，过于强调股票投资的高风险，过于强调它是有钱人的游戏，而将普通老百姓排斥在门外。在发达国家，这样的认知或许无可厚非。但中国一样吗？所谓社会主义的股票市场，它理应担负让人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功能。不仅如此，我们必须看到：股市中存在低风险股票，比如，被大型机构投资者“闭着眼配置”的那些收益性和流动性都好的大型蓝筹股，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这类股票构成资产池，为低风险偏好的普通老百姓提供较高的权益性收入？
中国的公募基金是否在发挥“社会大众普惠性投资工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