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针对一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给出的表述是：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开局良好。但7月30日结束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对二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所给出的表述则发生了很大变化，既“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贴临的两个季度，中国经济形势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原因可以历数很多，但无论何等多样，这其中有没有金融的原因？我认为是有的。比如，一季度经济情况刚刚好转，货币政策“转向”的声音就不绝于耳，而这样的“转向”是否体现在真实的货币操作上？股市行情和货币市场利率变动情况实际都有表达。

有人会说，二季度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出尔反尔。不错，正因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中国经济的风险，正因金融市场对货币松紧处于极高的敏感期，作为万众瞩目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严格遵从中央给出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持续不断地带给中国经济“预期动力”，而绝不应当“见好就收”，更不是“双方向快速切换”。

现在，中央政治局对下半年的金融工作再次提出具体要求：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把握好风险处置节奏和力度，压实金融机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责任。科创板要坚守定位，落实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很明显，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落实到“资金供给层面”，就是要“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当然还有科创板，但科创板的健康发育不是同样需要“中长期资本”吗？我们看到，一些人总以“降低金融杠杆，化解金融风险”为名主张紧缩货币，而中央明确指出要“把握好风险处置节奏和力度”。

如何解决金融杠杆过高的问题？实际上，美、欧、日已经在实践中给出了极好的示范。我们认为，中国金融管理不能让西方已经唾弃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继续捆绑我们的思维能力，而需要大胆创造“长期流动性工具”，让货币政策在稳经济和修复国家资产负债表——两个方向上同时发挥关键性作用。可以肯定地讲，破除“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想束缚”，是防范和化解中国金融风险最有效的路径。如果任由这样的捆绑无休止持续，极易让我们丢失处理问题的有利时机，反而在更大程度上加剧金融风险。

就眼前而言，在中央加大地方财政预算管理力度的基础上，把更多地方政府债务较大规模地纳入央行资产范畴，并创新研发“中长期货币工具”，并通过“收短放长”的方式尽可能多地向市场注入长期流动性、激发股票市场活性，这是通过修复各部门资产负债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最为快速而有效的方式”。

为什么这件事非央行莫属？因为中国居民（住户）部门“新增的存款和贷款”已经“倒挂”：新增贷款额超过新增存款额。这就是说，过去最大的“存差”部门已经变成了“贷差”部门；过去总体上企业部门“贷差”靠居民（住户）部门“存差”支撑的格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商业银行的资金缺口必须由央行发行基础货币予以补足，否则商业银行就会越来越大规模地“短借长投”，通过错配、提高货币乘数——加大杠杆去支撑企业贷款需求，结果是金融恶性循环——银行靠贷款创造短期存款，而且存款期限越来越短；银行投放的贷款期限也越来越短，并传导给企业“借短投长”；近而，短期借贷行为爆炸式膨胀，M2和杠杆率高速增长，而适于实体经济需求的长期资本不断稀缺——企业长期资本融资难、融资贵。

用货币政策的手段修复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是否会引发“道德风险”？其实，如果某项借贷行为确实存在“道德风险”问题，那这个“道德风险”在借贷行为成交时已经发生了，而现在的货币收紧不过是对这一“道德风险”的惩罚。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面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面对全社会杠杆过高而制约经济增长动力，现在是不是严厉惩罚“道德风险”最佳时机？

所以，不要再犹豫了，不要继续“顾左右而言其它”地推脱责任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需要更加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压实金融机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责任”。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