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的大致情况已经出来了。我们看到的可喜情况是，央行官员直接面向媒体予以及时解读，而不再是通过文字简单说一下了事。总体看，中国货币政策依然保持着稳健的格局，利率也有所降低。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关注问题。而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增长速度“长期低于”人民币贷款增长速度，如图1所示。一个简单而明显的道理是：商业银行增加贷款，必须依托存款的增加。应当说，没有存款的增加就不可能有贷款的增加。而我们的情况是：从2010年开始，存款增长速度一直低于贷款增长速度，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金融问题，蕴含风险巨大。

 图1：人民币存款、贷款增速比较

刚刚出任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总干事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李稻葵，7月13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眺望未来，我们需要防范的最大隐患是金融错配。他说：“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的过程，尤其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一定会伴随着大量的金融错配。金融错配包括好的资源扔给不好的投资方向、短期的贷款扔给了长期项目等，这种错配一定会带来金融体系的波动，我们要防范这种短期的、局部的错配演变成长期的、全局性的金融危机。”

李稻葵终于说了一句大实话。较低的存款增长支撑较高的贷款增长，这是必须引起央行高度重视的错配问题。这样的畸形现象何以长期存在？金融杠杆，或者叫金融期限错配——不只是“短贷长投”的问题，同时还有“短贷越来越短”的问题。就是说，经济增长需要贷款增加，但银行没有足够的存款增加，那怎么办？必须指望中央银行释放基础货币予以补充，而央行要不要给这笔钱？是否给了这笔钱？应当给多少？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更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必须予以高度重视问题”。

理论上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这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结构转变，这个过程中，势必伴随老百姓的储蓄存款不断减少。由此，央行基础货币供给也必须跟随经济结构的转变而转变，从依靠储蓄存款增长支撑贷款增长，转向由增加现金供给去支撑贷款增长。但我们的总体感受是：中国基础货币供给的结构性转变动作迟缓。尽管也找到了MLF这样的现金工具，但使用力度不够。

之所以得出“力度不够”的判断，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商业银行“十个瓶子九个盖儿”的运转速度不断提高。过去，为了维系存款增长，它们通过大幅缩短贷款期限，创造更多的存款，然后加大贷款。但按图1所示，2014年之后，银行存款增速越来越低，而贷款增速并未同等回落，以致存贷款增速之间“背离走势”越发严重。

这一现象反映到另一个数据中，也有及其鲜明的体现。如图2所示，中国货币乘数（M2/基础货币）一路向上，屡创历史新高。按照6月份央行资产负债表所给数据计算，6月末的货币乘数应当是6.318倍，相对于去年年底数据，依然在快速攀升的过程当中。

 图2货币乘数变动情况

所以我们说，中国央行必须尽快出手抑制金融杠杆过快增长的问题，但这个抑制绝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从刚刚公布的数据看，中国GDP增速一季度6.4%，二季度6.2%，这样的趋势容不得央行通过加息降低金融杠杆率。那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基础货币供给上，实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在外汇储备资产严重制约“准备金”工具——降准难以实施的时候，加大现金性质的基础货币投放恐怕是唯一的选择。

从图3我们可以看到，从2010年开始，由于M0增长（绿线）总体重心下降，使得M1增长率和M2增长率之间的差异明显提高，M1增长率大起大落，而M2增长率一路下滑。也许，站在央行的角度，这样的货币控制没什么不可接受的，但对实体经济而言，这样的趋势表明企业流动性严重不足。

 图3：M0、M1、M2增速变化情况

7月8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融研究所前所长王国刚先生就在“2019国际货币论坛”上指出：通过M0\M1\M2存量和增量变化分析，我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目前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值得警惕。

对货币供给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已经非常迫切，这不只是企业资本需求之必须，同时也是股市等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之必须。在住户储蓄存款不断走低的情况下，没有长期的资金供给，容忍金融期限错配过度发育，这显然将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大的风险。这一点，央行无论如何都要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