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IMF提供的债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总额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84万亿美元，这个数额相当于全球GDP的225%。以此计算，全球人均负债到达8.6万美元，这是全球人均收入的150%以上。还有一个是Visual Capitalist（视觉资本）的统计口径，它的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球债务总规模已达创纪录的247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342%。再有一个口径是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球的债务总量237万亿美元。

为什么开篇就摆出如此之多的债务数据？其实是想提醒大家：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债务已经“无以复加”的时代，而一切经济政策和经济格局的演变，恐怕都离不开这样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背景。比如，美联储加息为什么嘎然而止？欧洲、日本为什么不敢停止或缩减货币量化宽松（QE）？从第一个角度上说，这是因为经济疲弱，需要通过QE拉动有效需求；但从第二个角度说，在发达国家民众严重依赖透支消费的情况下，股权资本来源已经受到严重制约，而各国中央银行必须依托自身的基础货币发行，去充当“永远不必偿还的债务——国家股权资本”，借以平衡债务水平，通过降低金融杠杆去降低全社会的杠杆水平。

我们说，在债务无以复加的时代，站在第二个角度看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尽快破解“经济增长、债务规模、利率水平——三者间形成恶性循环”这个大麻烦。总体看，美国解决的最好，而欧洲、日本正在解决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提醒的是：中国尚被货币学教条捆绑着手脚，还没有找到“既可以降低债务率（杠杆率），又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这对矛盾的解决方案。

我们认为，如果自己找不到解决方案，那别人的成功经验就应当是可供我们借鉴的方案。2018年9月，中国金融大家、国开行前行长陈元先生专门撰文指出：杠杆率太高，归根到底是因为股本金来源不足。而现在对股本金的来源也存在认识上的失误——第一来源是财政拨款，第二来源是企业盈利，第三来源是资本市场——看到流，没看到源。因此为了让企业降低杠杆率，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减少借贷，切断了杠杆链条。就算一些企业增加了股本金，但大多是杠杆式的——名股实债。

陈元先生指出：过去有种说法，货币是央行以经济为抵押向全国人民发放的永不兑付的债券，这个说法虽未见诸于理论，但却被广泛接受。然而，央行却认为货币都是债务，这是一种错觉和片面的认识。陈元非常赞赏“伯南克魔术”，他说：很多人认为伯南克实行QE是希望通过购买不良资产，打通血脉，以缓和美国及世界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实际上，美联储发行的每一美元货币都是一份股权。伯南克通过QE投放的基础货币最后到达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及个人部门之后都是股权性质，股权增加自然杠杆率下降。

这件事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但为什么现在还要重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美联储停止加息，甚至开始考量全球经济会不会再次出现衰退的时候，这给了中国央行一次重要的机会，或称时间窗口。因为，在全世界总需要都很疲弱的经济背景下，适当投放基础货币不会引发商品市场的物价上涨，而只会推高资产价格。这时候，我们只需要用结构性房地产政策抑制住房价，而以金融供给侧改革为股市注入制度的力量，那股市上涨就可以为中国赢得重大股权资本机遇，在降低全社会杠杆率的同时为中国经济注入更多的创新活力。

还有，全世界总需疲弱的经济背景给中国利率“双轨合一”带来重要机遇，通过基础货币压低货币市场利率，实现银行存款基准利率和货币政策市场利率的接轨，同时放开存贷款基准利率，以此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这同样是推进中国金融长期化、资本化的过程。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去年下半年到年初，央行整体操作出现了积极的变化，股票市场也给予了高度认同，但现在不能“见好就收”，市场需要货币政策的持续性动力。总是“见好就收”会严重消磨投资者意志，使得政策边际效应迅速递减，这显然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者之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