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上面提到的后两个因素是新出现的和对经济气候有利的，那么这样问就显得很恰当：它们是否向投资者确保了未来还不明朗的股市将会是有利的，更明确地说，它们是否向投资者确保了我们过去经常遭遇到的市场40%或更大幅度的下跌将不再发生。

要回答这个问题甚至要求我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偏离对过去经验的思考而进行一些更为抽象的推理，如果经济在未来会比在50年代表现出更高的稳定性——这显得极为可能——那么普通股的收益和红利也就会更为稳定，进一步促使股票比以前更为自由地定价，这表明，一般普通股更高的一般价值或核心价值能很好地从过去的经金中得到确认，而不仅是从中发现一些迹象。

那么，能够比前面推算的价格高出多少呢?如果单从以往经验中判断现在道·琼斯指数应定值于450点，那么，它会由于这些新的稳定因素的存在而定值于670点或更多么?

我不知道，而且我并不认为会有其他任何人知道。我自己的猜测是，在今天这种十市的环境中，金融专家会想说：是的，并从而认为目前所处的水平是恰当的，但如果市场下跌到450点，同样是那些专家会使自己相信，旧的估价关系仍然是有效的，而那些新方法则只是牛市中的幻像。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观点，请允许我再一次提及1949年我们的大牛市开始之前不久的情况。那时候， 《就业法案》已经通过三年了，但作为一个稳定性因素还一直被完全忽略-实际上，有组织的商业界还在强烈地反对它。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情况：仅仅在10年以前，其市盈率或称股票收益的价值率，是科渥斯(Cowles )于1871年开始记录以来，历史上以三年为一期计算的该指标是最低的，除了1916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外，那期间每个人都认识到收益只是暂时的。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一家领导性的投资服务公司在1949年9月是如何评价股市的——恰恰在上涨开始以前，那时人们面对的情况是价格水平不到收益的6倍。

我总结了他们的评价：“从历史上看，现在的价格收益比是极低的，就内在质地而言股票很便宜。但是，价格上升的因素是公众的情绪，股市的上涨有赖于人们信心的恢复，有鉴于这些问题，我们一直建议手头保留一部分资金以待未来。”最后一句话是一种职业性的表达方式，意味着对股票市场总体的悲观情绪。

现在让我们把这种对1959年位于历史性低点的价格收益比的分析，与另一家公众领袖性服务公司对1959年位于历史性高点的乘数所进行的分析作一比较。

这家服务机构列出了从1929年到1959年这些数据的波动情况，然后提出“股市现在处于估价区域的上限。”但是那份报告随后补充说，”1960 年的经济展望极为乐观，收益和红利应该会进一步上升”，而它们将支持股市新的上冲”，这家服务机构没有建议在未来股市强劲的时期，投资者应当从股票中抽出一定资金，使之在股票和债券间达到一个更为均衡的点。

这表达了一种温和的警告，我们当然不应对之进行批评，但我的确想指出的一点是：一家服务机构于1949年对位于历史性底部的价格收益比的反应和今天另一家服务机构对历史性高位的市盈率所做的反应是何等的轻微，又是何等的相似我所有的经验可以表明，大多数投资建议者由股票的价格得出他们对股票价值的看法：在股票市场上，价值标准不能决定价格而价格却能决定价值标准。

请让我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新的经济环境是否会使比以往更高的收益乘数和红利乘数变得适当?让我假设答案是肯定的，这也确实显得如此那么，这一事实能确保投资者不会再有代价高昂而且令人沮丧的熊市经历了么?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极不可能的，股市的价值中轴线会有所上移，但围绕这些中轴线的上下波动范围会跟以前一样宽。事实上，人们可以预料波动幅度甚至比以前更大。

因为，由于关于新的价值中心应如何确定。没有人能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这一价值的发现将通过不断的试错而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投机过度会使价格向上运行，而不恰当的悲观预期则使价格向下，这两者所产生的影响将比从前大多数的市场周期循环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