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公司的现金资产头寸与其股票价格之间的差异，部分得被归咎于大量股份的发行，这些大量发行的股份将资金从股东的口袋转移到公司的保险柜。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编辑的资料，在1926至1930年间，挂牌公司所吸收的资金一项就不少于50亿美元。

在这个时期，向公众发行的公司证券总的销售额超过290亿美元。这些资金中，只有一小部分转移给了私人，其主要的部分都给付了企业，或者用于厂房及附加设备的扩建。或者用于增加流动资金。

同时不应忘记的是，数额巨大的资金以未分配收益的形式积累起来，在这个巨大的现金流入之后，毫无疑问，公司的保险柜仍然在膨胀，尽管存在那些花费掉的、损失掉的或以红利分配掉的资金。

但是，那些供应这笔巨额资金、购买新发行股份的投资者，认购增发股份的股票持有人，他们怎样了呢?他们现在并没有很多财富，也并未为过多的资金所负担。他们拿出白己的资金来充实公司的保险柜，他们大量借贷为了这些公司能够清偿债务。

荒唐的结果是、那些拥有富有的美国企业的人自身却很贫穷。典型的股乐背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而他的公司却拥有大量的现金。这些晚上，公司的财务主管睡得正香，而公司的股东却疲于奔命。诚然，公众拥有更多的股票证书代表他们应该被给付的份额，同时每个证书又代表对公司持有现金的所有权。尽管这样，这并不能帮助我们的股票持有人。

他们不能凭借股份背后的现金从银行借款，或者增加其现有的贷款。如果他想转让其股份的话，他必须接受股市行情所报出的价格；如果他请求公司的经理给他一些属于他自己的现金，经理们可能会挥手示意让他走开，并报以怜悯的微笑。也许他们会如此慷慨慈爱，以至以当前的市场价格购回他的股份--这相当于其公平价值的一小部分。

与此同时，新时代日子里现金从公众到公司的慷慨转移，不仅给证券持有人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它也严重地削弱了我们的银行结构。商业性贷款一直是我们信贷系统的核心和保障。相比较而言，证券业贷款规模更小，在地位上也居于次要位置。

但是，近年来公司和公众在这两项贷款之间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已经清偿了商业性贷款的精华部分，用证券业贷款取代了商业性贷款的位置。银行不再直接借给大企业，而是被迫以股东的股份作为抵押品贷款给企业的股东，或者为银行自己的利益购买证券。

整个事件的发展已经证明给股乐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给银行造成了尴尬的局面，借贷最好的方式已经被最差的方式取代了，贷款的安全性和某种程度上发放贷款银行的偿付能力，已经变成受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控制，而不是取决于我们大公司的财务能力。

成千上万的股东，他们公司事业的所有者——发现自己今天处于一种荒唐的境地。他们股票的市场价值，例如只有1 000万美元，它的借贷价值最多为800万美元。然而这个公司不仅在其保险柜中有1500万资金，还能用其数以百万计的其他速动资产作抵押借取吏大数额的资金，如果公司的所有者能够真正控制这样一家公司，那么他们不仅能够取出1500万美元现金，还能够从银行借取500万美元的贷款，同时伴随大量的普通股，拥有一个良好的营业情况。

同一家银行，对以每股10美元贷款给股东犹豫不决，却会很乐意贷款给公司，其所贷款项足以让公司给股东每股支付15美元。

想想两个巨大的反差吧，一方面，一个典型的标准企业有着大量的现金和信贷资源： 另一方面，拥有这家企业的人们将大量的现金注入企业的保险柜，他们却不能借取哪怕是他们所有企业的现金价值的一小部分。

在经济繁荣时期股东对其公司的过分慷慨，与今天公司对其股东的过分吝啬，造成了现在这个结果。

银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似乎像合谋作恶的人，但是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个环境的受害者，被一个充分构思的系统施加了不利条件，这一系统与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协调。银行家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被指示要首先考虑商业性贷款。但是现在谁是商业性贷款的借款人呢?拥有良好的以往的(如果不是最近的)信贷记录的大公司，他们会因为季节生的原因而要求借款吗?根本不会。这样的公司不需要银行为帮助，他们从股东手中融通资金，并且此时这是一种很好为融资方式。

现在只剩下了三种类型的银行贷款人：

 (1)规模小的或者私有的企业，其经营情况可能好，也可能不好；

(2)在最近繁荣时期甚至还有着不良信贷记录的大工业公司；

 (3)失路和公用事业企业，他们需要临时性的(现金)融通，这中企业只有依靠永久的融资才能产生效益，这可是经常带长麻烦的源泉。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好的商业性贷款将证券抵押贷欠的替代既对我们的银行系统有害，也对大批的股东有害。那么这种情况是否有解救的方法呢?当然有解救的方法，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让公司将其正常经营活动所不需要的多余资金返还给他门的股东。

这种行动产生的当即效果有利于股东个人，它给付股东现金以满足他的紧急需要或用于他认为合适的用途。第二个结果是，在公众意识到关国企业背后强大的现金资产的同时。

受影响股票的价格和证券市场总的价位都会提高第三个结果是，改善了我们银行结构的平衡，补偿了一大部分好的商业性贷款(特别是当商业重新开始膨胀时),以及使得定数量被冻结的证券业贷款得以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