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投资应该能够经得起经济萧条期的考验,这是一句老生常谈了。在经济环境有利的时候,任何债券都会有上佳表现;只有在经济蕭条的时候，才能体现出优秀债券的可贵之处。所以,精明的投资者总是愿意投资于历史悠久,久经考验的企业。
安全性的根据:行业的性质或保护程度——对债券能够免受经济萧条影响的信心可能基于两种不同的原因:投资者可能认为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其盈利能力不会出现大幅度萎缩,也可能是认为其安全边际指标如此之高,即使盈利能力出现萎缩亦不会有危险的结果。照明与电力行业的债券主要就是以第一个理由得到青睐，而美国钢铁公司子公司的债券则是由于第二个理由得到青睐。前者值得购买是由行业的性质决定的，而后者则是由保护程度决定的。在这两种原因中,人们通常愿意信赖的是第一种，因为它试图从根本上避免危险。投资一个对风险具有免疫力的企业，似乎要比依靠--家公司的金融实力度过难关简单得多。
没有一个行业能够完全免受经济萧条的打击——反对这一投资理论的理由当然是根本就没有一个行业能够完全超脱于经济危机之外。所谓超脱是指该行业的盈利能力绝无发生任何菱缩的危险。不容否认，和其它企业,比如钢铁公司相比，爱迪生集团公司的利润下降微乎其微。但是,如果仅仅根据该企业景气时的盈利能力来评价其债券,那么即使是微小的利润下滑也会是致命的,一旦承认一通常也是必须承认的一企业的利润将发生一定程度的下降,投资者就将被迫对可能的下降范围作出估算,并与满足利息要求之后的盈余进行比较。于是投资者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境地无异于任何其它债券的持有人,非常依赖于公司对经济气候阴晴的适应能力。
所以,对于各类行业,不应划分为是否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而是应该划分为受到影响程度的多少。企业的性质越稳固,其债券安全性也越好,债券利息支付占正常收益的比例就可以越大。随着企业稳定性的下降,安全边际要求也要随之提高,以保证利息费用能够被支付;换而言之,其债券占有企业总资本的比例应该更小。
投资实践承认行业特性的重要性——投资实践家们早就对这一概念有根深蒂固的了解。将企业分成三类一铁路、公共事业和工业一就是为了反映其内在的相对稳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超出利息费用之上的利润保障的要求。举例来说，如果一家铁路公司的利润是其所负担债券利息的两倍，投资者川以认为它是很安全的,但如果换了家工业企业的债券,同样的安全边际就不够了。在1920年到1930年之间的10年里,公共事业行业的状况经历了剧烈的变动。一条鸿沟将该行业划成两边,一边是照明、供热和电力业,另一边是有轨电车业,尽管在以前两边没有什么显著区别。由于电车公司效益低下,被金融圈内人士抛在了“公共事业”范畴之外，而对于公众来说,所渭公共事业企业应该严格地界定为电力、煤气.供水和电话公司。(后来，有人不遗余力地试图将公共事业行业的范围扩大,将其它诸多行业都包容进来,包括天然气、制冰、煤炭甚至仓储企业。)公共事业作为一个行业一直发展稳键，即使是面临1924年到1927年间的小幅工业衰退也未受影响，在投资者心目中占有非常有利的地位,所以到了1929年,公共事业行业拥有了与铁路业相等的信用等级。随着经济蕭条的加剧，公共事业行业与交通运输业相比，其总收人与净收人的萎缩都相对要小得多。十是,将资本雄厚的照明和电力企业债券取代优质的铁路公可债券,作为理想的公司投资工具之首选是有道理的。(在1933年,由于费率降低,政府竞争和通货膨胀的威胁,公共事业企业的债券和股票的热门程度受到较大影响。但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对上述结论深信不疑）。
认为某些群体具有稳定性的看法在1931年-1933年间不攻自破——对1932年的债券报价单的考察对这样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对于投资者而言，某些行业确实比另一些行业存在者一定的优势。那些上市已久，市场价格下挫颇多的证券,几乎是不偏不倚地覆盖了所有三个种类的企业。每一只以清算价出售的工业证券几平都可以找到状况相似的属于铁路甚至是公共事业企业的难兄难弟。这种情况说明投资者针对蕭条的自我保护功能只能在所谓“_般萧条”时发挥作用,而而对1931年-1933年那种灾难性的大萧条时就无能为力了。但是，如果能够遵循我们的建议,将这些年里的经验当作是一种对投资规律进行探索的实验,那么还是会得到一些对未来不无裨益的结论的。
债券价格滑坡的各种原因:1.公共事业企业的过度举债——如果在泡沫消退之后对那些经历了价格前溃的证券进行一番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每一类证券价格崩费的原因都是各不相同的n公共事业企业的破产并不是由于收益下降,而是因为过庞大的负债结构而无力经受一次中等程度的经济衰退。根据先前的标准衡量,那些资产结构相当合理的企业可以轻而易举地满足债券的利息要求。但是对于许多采用金字塔式资本结构的控股公司就不同了,它们业务高峰年度收人的每一块钱都被用于支付固定利息费用,因此一旦利润发生萎缩,就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所以公共事业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与照明或电力业务本身无关，而是由其过于铺张的财务政策导致的。而绝大多数投资者在公共事业企业债券_上的损失本是可以借助一个寻常的规律得以避免的,那就是谨慎地挑选债券。退一步说，即使是处于正常的经济周期中，那些采用不良财务政策的企业,最终也注定要崩溃。所以,挑选优良的公共事业企业进行投资的理论,不会因为1931-1933年的这段历史而遭到抛弃。
对铁路企业收益稳定性的高估——谈及铁路企业,我们发现情况颇为不同。症结所在是运输业的稳定性被高估,投资者认为满意的安全边际最终却被证实是不够的。这并不是象在讨论公共事业企业时那样,对既有的安全标准的忽略;而是在实际条件已经提出更严格要求时,还继续满足于原有的标准。如果做一次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自战前时期以来,农村大规模发展,而铁路企业却没能成功地随之增加自己的收益,这已经是一个进人弱势的征兆了，投资者就应该采取更警惕更明确的态度了。如果投资者将自己施加于工业企业的投资选择标准适用于铁路企业,那么他应该将选择范围缩小到更少的、状况更良好的铁路企业上19。事实也证明了如此,几乎所有符合上述标准的铁路公同都经受住了自1929年起的运输收入大滑坡的考验,没有影响到承担其债券的固定利息义务。这是否是一次明智选择的案例,已与我们在此的讨论不甚相关。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以经济萧条期为基础挑选铁路企业债券,就意味着须将正常时期的安全边际进一步提高,高于先前所认为的必要水平。
工业企业收入水平起伏不定——在工业企业方面,我们又遇到新的问题。工业企业债券的价格崩贯基本上不是由下不良财务政策,也不是由于投资者对安全边际估计不足。在许多案例中，我们发现企业盈利能力的消失是突如其来的。例如海湾州钢铁公司,自1922年到1929年的时期里,每年的收人至少是1929年所须负担利息的3.5倍。但在1930年和1931,年,营运亏损巨大,以至影响到生存。2还有许多基础工业.比如古巴的制糖企业和美国的煤矿企业,在1929年之前就已经发生蕨缩，在过去，这种菱缩往往都是暂时性的,投资者有琿由坚持持有这些企业的债券以图它们能迅速恢复。但在这次,糟糕的经济条件持续很久,大大超过了以往的时间长度,使投资者基了经验的计算流于破产,而他们的投资也损失惨重,
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必然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是在正常时期看来已显得很高的安全边脉，在持续不断的经济萧条期中也有可能变得不足。所以仅仅提高工业债券在正常时期的利息保障倍数标准，是不足以保证避免未来可能的损失的。
几乎没有工业债券能在1932年-1933年间保持投资级债券的地位——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有债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并在1932年至1933年间仍然保持较高信用等级的工业公司名单，它很能说明问题。如果我们的挑选条件是,其价格能够表明人们对它的安仝性述较有信心(即价格不低于$90,或到期收益率不比7%高出太多)。在所有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交易的200多家企业中,只能挑出区区18家。它们的名单如下:
上述公司中的大多数都是在各自领城里的佼佼者。这一点说明在规模方面占有压倒性优势是工业企业对付恶劣经营环境的有效特征,同时也意味着投资工业企业必须选择大型企业。即使是在1922-1929的繁荣年代里,小型工业企业的债券也不能充当可靠的投资工具。有太多的因素可以让一家本来拥有良好盈利能力企业在瞬间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实际上，由于不可知因素的数量非常众多,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小型工业企业的稳定性具有先天性不足，所以它们利用债券进行融资是不适宜的。如今将工业企业债券与转换权和认股权证相结合的做法越来越流行,正是对上述弱点的默认。我们在后面有关“具有投机性质的高级证券'的章节中将会继续讨论这种做法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弥补工业企业债券安全性不足的弱点。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求助于利润分享方案的做法的广为流行,只能证明小型工业企业的债券不具备作为固定价值投资工具的资格。
优质债券不可得并不是购买劣质债券的理由——如果我们建议将直接投资了业企业债券的范围限定在具有行业垄断地位的企业上，接下来遇到的问题就是此类公司数量稀少,而且许多并没有债券可供购买。另一个反对意见也将接踵而至，即总是持此观点将严重地阴碍对非大型企业的正当投资，并给整个投资银行界的操作带来冲击性的影响。我们认为所有对此类问题的回答都不足以构成让步的理由，只要债券本身品质不良,即使其价格值得投资也不应该给予考虑。市场上缺乏优质债券的事实永远也不应该成为发行或接受劣质债券的借口。更不必争论的是:投资者永远都不必被迫接受任何安全级别低下的债券。只要肯在收益率上做一些牺牲,无论要求多么苛刻,能满足的债券总会有的。我们在后面将会指出，以安全性为代价来追求收益率最终往往是得不偿失的。从公司及其投资银行的角度看,如果他们发行的证券在质量上有欠缺，那么就必须提供足够多的获利可能来补偿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
关于发债筹资的争议——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是两种广为接受的对发债筹资的观点。第-个认为发行债券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而言是一个劣势因素,所以尽量减少长期债务应该成为企业不懈追求的目标。第二个认为如果企业无法通过出售股票筹得足够的资金,那么发行债券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对这两种广为传播的观点均持反对意见。因为无论同意哪一个都意味着发行债券不存在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这两种观点都具有同样的前提:即只有财务状况不佳的公司才考虑发行债券，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世上将没有投资者情愿购买的债券了。
关于发债筹资的正确观点——其实,发债融资的正确理论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对于一家蓬勃发展的企业,合理数量的长期债务是有利的，因为股东们可以通过使用债券持有人的资金,获得多于债券利息的收益。把债务的数量限定在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其安全性都不会有问题,这对公司和投资者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正确的财务政策不会使举债公司和债券投资者之间发生根本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如果在某家公司发行债券时带有勉强和被迫的因素,那么这张债券必定质量不佳,在纯粹投资的价位上购买它将是不明智的。
实践中的错误做法——但是，多年以来，公司们采用的,并且被公众接受的财务政策却是与上述这些基本理论背道而驰的。比如铁路公司,它们通过发行债券来满足巨额的资金需求.使得长期债务与股本的比例失衡。所有权威人士都-而再地对使用这种做法进行检讨,但同时又再而三地把它视为唯一的选择,因为低下的收益率使得股票难以发行。然而如果后者属实的话,投资者就不应该购买债券。很清楚.如果举债人自己都抱怨借钱的必要性，投资者再借钱给他们就太过卤莽了。
当投资者们毫无逻辑支持地将自己的钱财借给没有实力的公司时,另有许多有实力的公司则通过发行额外的股票来清偿债务。但是如果企业确有举债的基础时,发行股票的做法显然应该被视为不理響。因为对于公司的股东来说,能以较低的利率借得数量合理的借款是有好处的,那么以发行额外的股票来取代举债就是将这种好处放弃了。消除债务自然能使管理问题更为简单,但股东的利益也应该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尊重。否则的话公司将不断地从股东们手里索取钱财，而不会以股息的形式给予返还。还需要指出的是,1927年-1929年间人们对债券赎问的狂热给银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干扰,因为大多数安全的商业借款者由此而消失r，取面代之的却是一批二等信誉的商业贷款和股票抵押贷款,这些金融工具都潜藏着H大的风险。
上述讨论对投资者的意义——上:面关于近十年来1业企业债券状况的分析与本章的主旨息息相关，即应将经济萧条时的标准施用于固定价值投资工具的选择上，如果认识到对于工业债券要采取极端苛刻的选择标推,那么债券投资者们面对的将是一个更为狭隘的选择余地,因为许多极有实力的公司的长期债务也将被排除在外。很清楚,投资者们的正确反应应该是宁缺毋滥,而不能将就妥协。有.句话似乎已经成为金融圈中的格言:只要有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它就会被用于投资;如果没有收益理想的可靠证券可供选择,它就会寻找次一等的出路。但是一名谨慎精明的投资者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宁可接受收益低下但安全性良好的债券,也不会被较高的利率引诱,而拿自己的本金冒风险。
总结——认为值得购买的债券应该能够经受经济萧条的考验是传统投资理论中的一部分。随着1929年经济繁荣的顶峰的到来,这个道理似乎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它的重要性被以一种痛苦的方式得到了验证。在这段期间里，资本结构合理的电力与煤气公司的債券表现令人满意,少数在1930年以前在利息要求之上有足够安全边际的铁路公司债券的表现也不错,只是程度有所不及。但是在工业企业中，许多优秀的历史记录都变得靠不住了,特别是那些中小规模的公司。基于这个原因,投资者只有通过将自己投资的工业债券局限在下述两个标准之内才能避免在形势逆转的情况下遭受损失:1.具有主导性的规模;2.收益大大高于债券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