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股市分析]中国有机会避免滑到3%的增速
中国经济日趋复杂，投资者必须深度理解中国经济的新特点，才能让自己的资产更安全。近期，网易财经访谈了著名青年经济学家、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请他把脉中国经济，系列视频将陆续推出。同时，管清友也将在12月26日做“网易经济学家年会管清友专场演讲”，以他一贯的直言、敢言，为大家提供宝贵参考。详细信息见文末。
管清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民生证券原副总裁、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博士长期参与政策咨询及决策建议，目前兼任财政部等多部委专家。2016年7月8日，作为与会最年轻的经济学家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
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网易财经：管老师，第三季度的GDP增速是6%，您怎么看6%这个数字？
管清友：6%这个增速应该是在经济学家的预料之中。之前我们看到很多机构也做了非常详实的分析。当然这里面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这6%算是27年以来，我们季度增长的一个新低，这个压力确实还是不小的。虽然我们已经预见到这种趋势了，但是当这个数字真的公布出来的时候，说实话，大家还是感受到比较大的压力。
那么从原因上来讲，一方面确实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那么你增长了三四十年，国际经验，主要的经济体都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还专门测算过，按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经济增长的这个经验看，往往这个减速期大概需要20年，整个减速大概会回到3%左右的水平。
那么从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上来讲，我们看世界主要经济体，就是经历过我们这个阶段的比较成熟的经济体，它们大概都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就是说，它的减速期大概需要20年。
那么减速期平均的增长速度会落到什么样的一个速度呢？大概3%。
如果按照国际上这些成熟经济体的这个经验来看，我们如果从2009年开始算起，到现在也经历了10年减速期了。那么也就是说，按平均水平，还有10年减速。这是按照常规的情况来看。当然，中国的情况可能更复杂、更特殊，因为我们还有庞大的市场，我们还有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社会阶层的差距，那么你其实还有要素改革的很多备选项。这样的话，其实中国是有条件把这个速度能够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速度，或者是用我们官方的话说，就是中高速增长。这是长期来说。
那么从短期来说，这个经济增长的这种压力实际上来自于我们2017年、2018年以后整个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转向。我们实际上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已经开始宽松了，但是力度不大。因为我们有2012年到2016年的这个教训，特别是我们过去十年，实际上经历了2009年、2012年、2014年三轮大宽松。特别是2014年这个宽松，我们后来看到资产泡沫的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再加上有监管漏洞，所以造成了很多失控的现象。所以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的这个宽松政策，实际上力度不是特别大。
所以我们到2019年以后，我们即使是整个宏观政策也在宽松，但力度不是特别大。特别是下半年，很多人都认为会降息，那么到现在，其实降息也没有发生。所以，其实货币当局对于这个宏观政策，特别是宽松政策，其实他是比较谨慎的。这也是我觉得从我们今年的经济表现上来看，三个季度，那么整个季度的增速是呈现台阶式的这种下降，然后到三季度6.0这么一个水平。
当然，很多人认为四季度我们可能会到6.1、6.2，因为还有一个基数效应等等。不管怎么说，2020年确实有可能会进入到所谓的5时代。因为我们到2020年完成原来党的代表大会确定的目标，目前倒算看的话，2020年增长5.9%就可以了，应该说完成任务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到这个经济增长，无论从长期来看，还是短期来看的话，它这个态势。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6.0的季度增长速度还是要引起警觉的。
网易财经：从短期来看的话，第一季度是6.4%，第二季度6.2%，第三季度6%。第一季度的时候，大家好像信心还挺足的，为什么突然之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就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管清友：我觉得这个也是两方面的原因。一季度，大家的信心比较足是认为宽松政策可能会更快、力度会更大。另外，大家对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这种冲击，我觉得是估计不足的。
一季度的时候，大家对于整个政策，认为政策力度可能会非常大。其实当时我们就提醒，因为今年一季度的股票市场表现非常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觉得政策宽松力度会超预期，那么资产价格实际上有一个所谓的宽松溢价。我们当时就提醒这个问题，很可能这个政策的宽松或者我们进行逆周期调节的这个力度不会太大。
网易财经：您刚才说到经济减速期有20年，我们现在已经有10年了。那中国有没有避免进入3%时代的可能性存在呢？
管清友：还是有的。我刚才为什么讲到这个国际上的经验呢，它不是说一定会发生在中国身上。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体量的、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它确实有它自己的特殊性。比如说，我们现在整个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我们的人均水平还不到1万美元，9700。这个水平大概相当于韩国在90年代末期的水平。韩国现在人均GDP是3万美元。我们总体水平比较低，也就是说有上升的空间。当然，难度是很大的。
第二个，中国的体量确实大，因为市场大，无论从增量还是存量。尽管中国的人口结构，我们看到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净下降，但体量大。每年新增虽然相对我们以往减少，但是新增的规模也足够大。
第三，我们的市场深度是非常深的。因为我们有城乡差距，就是城乡二元结构，有地区差距。中国获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从1977年到现在累计不到4%。这整个市场，存量市场是很大的。同时，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生产要素的改革上，其实我们可做的举措，就是我们的备选项还是比较多的。我们还有很多体制上的改革的潜力。
1990年代末期的韩国、1980年代末期的日本，都面临这个问题。其实，我现在愿意把这两个国家做对比，是因为韩国在那个时候做了一段相对成功的结构化改革。所以它的人均GDP从1990年代末期1万美元到现在3万美元，当然它还有结构问题。那么日本在1980年代末期，很多人讨论所谓的广场协议等等，我觉得这还是表象的，或者这根本就不足以解释日本后来所谓失去的30年。日本主要还是结构化改革没有推得动。
而中国现在是有这个条件的。结构化改革，你去看日本也好，看韩国也好，你会发现有很多同类项。金融体制的整顿、财经纪律的规范、混合所有制或者说民营化的推动、管制的放松、市场的出清，你会发现有很多同类项。其实中国，我们现在做的或者即将要做的，我们是可以参照当年这些国家的经验或者是教训去做这些事情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国很可能会走出一条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国际经验不一样的路径。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一旦形成共识，其实中国是能够很快地推得动这个事情的。我觉得中国做结构化改革其实要比韩国、日本当时它们的发展阶段和政治体制要更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