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在金融中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许多前瞻性的人，包括我们在这一章节中提到的几个人，相信进化论在金融中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力量。“生物原则在金融互动中加以应用的机会很多，”多因·法默说，“毕竟，金融体系是唯一能给出物种适应优点的发明。这是一个刚刚兴起的真正的尖端行业。”

因此，全力以赴地用生物学解释经济和股票市场很具有诱惑力。相较于物理系统的类比我们更加认可生物系统类比。但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热情。这个方法仍然在延续，但有几个遗失的观点，其中之一便是法默关心的速度问题:相对于生物系统中缓慢、随机的变化过程，在金融市场中的创新速度很快。正因为这样，法默认为市场效率的时间线的作用也许会消失。

有一些心存疑虑的人认为生物进化无法做出确切的预测。但达尔文也并没断言过这种能力。达尔文的进化论更多是阐述变化如何替代静止，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精确画面。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她的书《自然经济学》(The Nature of Economies)中完美地抓住了重点:“活动的系统自身可以运行。”因为这个原因，我相信生物系统(包括股票市场)和物理系统不同，它绝不会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平均值。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植物界中不会出现牛顿”。他错了，由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带来的知识革命，和牛顿的地心引力同样重要。

实际上，由机械世界观向生物世界观的转换，已经被称为“第二次科学革命”。300年后，起着平衡作用的牛顿世界观和机械世界观将成为旧科学观。旧的科学观包含着个人主义、严厉的法律和简单的制约力。这个体系是线性的:变化和输入成正比。细微的改变造就小的结果，大的改变得到大的结果。在旧科学观中，这些规律是可以预测到的。

新的科学意味着联系和掺杂。在新的科学中，规律是非线性和不可预测的，并伴随突然和意外的改变。细微的改变可能有大作用，同时大的事件也可以只产生小的改变。在非线性的规律中，个体间相互作用并出现反馈会改变行为。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不是分成孤立的部分，因为系统的行为比部分的总和的影响更大。

旧科学关心对已经存在的法则的理解，新科学关心准则的结果。讽刺的是，生物学家曾经被认为是科学的继子，现在却带领我们由旧的科学迈向新的科学。

给查尔斯·达尔文下一个定论貌似很公平，他是一个有天赋的作家，他的科学观察已经成为经典著作。他最闻名的一段话是《物种起源》的最后一段，刚好适合做本章节的结尾。

凝视着树木错杂的河岸，种类纷繁的无数植物覆盖其上，群鸟在灌木丛中鸣唱，各色昆虫飞来飞往，蚯蚓在湿土里穿行……我不禁默想，这些构造精巧的物种，彼此相异，又以如此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而它们无不出自作用于我们身畔的共同法则，这是多么有趣。这些法则，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伴随着“生殖”的“生长”，几乎包含在“生殖”之内的“遗传”，由于生活条件的间接作用和直接作用以及由于使用和不使用所引起的“变异”，生殖率知此之高以致引起“生存斗争”，因而导致“自然选择”，并引起“性状分歧”和较少改进的物种的“灭绝”。这样。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和死亡里，高级动物随之而生，我们由此体会到生命最可赞美的目的。“造物主”只将生命的能力赋予一个或少数物种，而物种在这个行星按照既定法则继续运行时，最美丽和最奇妙的物种从如此简单的开端自然演化而生，如今还在胜续演化着。这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