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带着很多困惑来的，整个2018年对大家触动比较大的有两件大事：一件是民营企业的状态，不光是心理状态，投资行为也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可以说在情绪面降到冰点。第二件是中美“贸易战”开启，之前对于中美之间关系的变化有一些误判，我们确实缺乏心理准备、方案准备、政策准备。虽然现在谈得还不错，我也特别想提一点，就是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我们要充分估计，中美“贸易战”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也要充分估计，比如说涉及到国有企业的问题，美方的要求和中方的立场肯定会，我自己理解应该是截然相反，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没有过去。
2018年我自己很困惑，为什么我们改革开放40年整的这么一个年份，我们还会发生一些实际上对国家走向、对经济前景、对于外部环境的一些犹豫和迟疑，甚至是彷徨。
我在市场工作多年，主要是分析短期数据、问题，但是今天我特别想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和大家一块看一看。
从历史上来看，实际上我们比老祖宗差得还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话，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占比最高的是嘉庆25年，就是1820年，占到40%，现在计算我们大概占到27%左右，按照汇率计算占比不到16%。应该说体量确实大了，同时在这20年时间，我们不断地超越很多大的经济体，这个也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现在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从占比上来看的话，按照汇率计算的话，我们大概占15.16%的水平，美国占24%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说按照现行的思维去考量的话，我们在总量上超过美国是一个定论，尽管我们从购买力评价计算，2014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了。
按照现在增速计算，在2029年到2030年，我们经济总量按照汇率计算的话会超过美国。这是我们所处的一个历史坐标。我们现在确实也面临着一个比较胶着或者比较困难的一个选择，不仅仅是一个短期问题，我个人觉得无论是杠杆问题也好，赤字问题也好，债务问题也好，对我们来讲现在其实技术层面反倒是好解决，我们比较难以解决的是在于实际上是150年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情极其复杂，规模极其庞大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或者进一步现代化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数据。从经济增长这个角度来讲，我想这也是一个共识，新常态也提出来了，三期叠加我们最开始也提出过。在经济下行过程当中，如何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三中全会提出治理体系现代化里面我们后续没有看到对治理体系现代化精准的定义，或者时间表、路线图，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的具体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宏观管理方式的问题，涉及到金融监管的方式的问题，这些方式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遇到比较大的挑战，一方面我们要适应所谓转型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要发现可用的工具基本上还是滞留在老的套路。
所以我就在想，长期来看，如果从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能要避免两种极端的情境：一种极端的情境是外部冲击，这种外部冲击实际上在晚清民国时期发生过，晚清时期中日之间发生了战争，也就是民国时期1921到1937年。民国的黄金十年因为日本全面侵华戛然而止，现在我们对于外部的冲击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尽管现在是一个核大国，我们说核恐怖平衡时代，但是外部冲击的力量我们不能小视。典型的像俄罗斯，或者说前苏联时期的教训，还有近期的就是土耳其，因为美土关系的恶化，导致它在内部经济出现问题，本币持续贬值，资产出现泡沫，很可能会导致几十年土耳其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所以外部的冲击我觉得不能小视。
另一种极端的情境是从国内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避免几个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宏观政策上失误。第一个是日本宏观政策的失误，这个从我们统计上看的话，日本在最近30年确实经历了比较大的波折，从人均GDP增长的情况来看，日韩比较明显，日本的人均GDP增长在80年代末期以后几近停滞。而韩国在90年代末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人均GDP还在保持较高增长。也就是说日本国内学界其实对日本的教训讨论也比较多，也比较详细研究，日本最后的问题是《广场协议》以后日本宏观政策上失误。后来我们自己总结，日本比较大的失误，用中国的话说就是稳增长和调结构上的选择上出现比较大的问题，过度强调了内部的增长，忽视了长期的结构改革，而结构改革实际上是比较痛苦的，我们其实一直在说结构改革，结构改革包含哪些选项，我觉得讨论也还不够细致，没有太说清楚。
韩国的经验，我觉得至少值得我们借鉴的，至少从人均GDP水平角度来看，它在90年代末期痛苦的结构改革以后，包括大宇这种企业破产，人均GDP还是保持较强劲的增长，这是我们应该总结或者学习的经验。
当然，还有50年代阿根廷的教训，以及在最近20年里委内瑞拉的教训，我们应该吸取，他们的基本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国有化，高税收，高福利，高负债，特别是外债，以至于陷入到了一个死循环。这是我觉得我们从内部宏观政策上应该着力规避的。
同时，从我刚才提到的“贸易战”和民企这两种现象，也感觉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是有必要强调这种纠错能力，或者纠偏能力，无论在宏观政策上还是在对外关系上，这可能取决于两点，一个就是体制内的精英分子还秉持了一个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他们会通过合适的各种方式来纠偏。
第二就是体制外，在互联网环境之下的，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他们所反应出的这种情绪也好，意见也好，实际上信息的交流还是比较畅通，有很好的舆情监测，这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纠偏能力。
刚才几位已经说到了一些问题，我就想从我们未来长期发展，就是经济增长中央文件提出所谓增长的韧性，我们的基本盘还比较坚实。
一是中国地方的发展，尽管现在分化非常严重，但是地方的发展确实已经比较富可敌国，像俄罗斯，普京总统干了20年，最后把自己干成了广东省省长的水平，俄罗斯现在的经济总量水平跟广东一样。
二是我们的市场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这也是资本市场对短期问题可能很多很纠结，但是对长期问题仍然有共识，我们是最大的市场。
三是我们的潜力还很大，这个潜力表现在很多方面，我觉得很多数据我统计下来都很吃惊。中国在税前月薪超过8000人民币以上的群体，在整个城镇居民当中的占比，我这个是用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不到20%。这是一个庞大的基本盘，就是说人均收入提高的空间还极其巨大，差距还特别大。同时，名义和实际城镇化率中间的差值，即便按照统计局的数据的话，还有2亿人口要实现真正的城镇化。最近发改委出的文件我觉得特别好，它实际上在我们争论了40年的一个城市化的思路，至少我们从发改委的文件里读出的结论是，肯定了大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同时，我们一方面强调说人口红利在消失，其实人口质量红利的空间极其巨大，也就是40年我们赶上了一波工程师红利。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到今天，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累计人数占比占到我们总人口数量不到4%，普通本专科人数占到总人口数量不到7%。从这个角度来讲，人口红利，特别是人口质量红利释放的潜力仍然非常大，介绍这些数据是因为我们一直强调结构化改革，这就是结构化改革的目标。我们也看到，这里列一个中国女性的贡献度数据，从统计来看，女性的贡献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报告，对GDP贡献超过40%。还有一个数据，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也是全球第一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女性市场，是超过当年日本的女性市场的。
四是中国这个群体是勤奋的，勤奋到我觉得如果是跟欧洲、美国相比的话，我们还应该挺自豪的，甚至或者说有点可悲的就是说我们只知道干活，不知道享受。过去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里讲授所谓工作与闲暇的工作划分和时间划分，我一直不能理解怎么会有闲暇，闲暇怎么会那么值钱。中国人现在的状态我觉得长期看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五是小平同志和李光耀讨论，就是中国人的聪明。
在现实当中去发现问题，到历史当中去寻找答案，我自己觉得我们还是可以长期看好中国，就是针对去年以来的一些彷徨也好，犹疑也好，想想这些我自己反正心更定了。
短期来讲，我觉得杠杆问题基本应该是得到很大的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是趋缓的，但经济见底在二季度和三季度和四季度其实还需要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