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股市分析]藏不住了！这些城市火力全开 惊天大翻盘要来了？！

国庆期间热映至今的《我和我的家乡》一共由5个家乡的故事组成，除开最开始的北京，后四个故事都发生在我国行政区划中最基础的单位。分别在贵州黔南、浙江淳安、陕西榆林以及西虹市西芹县。当然，最后一个地名是剧情上的架空，实际取景地在辽宁本溪。 这四个地点的安排，可以看出东西南北齐备。作为一部“主旋律献礼”影片，4个村子的“精神面貌”自然不用多说，而有意思的是，其中3个村子“精神”的来源，都是旅游业。 这只是巧合吗？显然不是，其他主旋律文艺作品中也有相同的体现，在电视剧《最美的乡村》中脱贫攻坚的三个段落，其中两个与发展旅游业有关。似乎“小地方”要强经济，最好的出路就是发展旅游？ 现实情况是，随着近年来政策上的倾斜，“小地方”的发展问题确实越来越依赖旅游业去解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家预算的投入倾向中看出。 据文旅部披露的《2019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全年全国文化和旅游事业费1065.02亿，县及县以下文化和旅游事业费548.11亿元，占51.5%。

国家旅游事业预算对县及县以下的投入比例，在2010年出现跳涨，此后节节走高，直至2019年的51.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事实上，任何政策上的倾斜都是博弈的结果，要搞清楚这桩问题我们必须提到一个离我们不太久远的词——“县域经济”。 “县域”这个概念出自2002年底的重要会议，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我国多数县及县以下地区的生产活动还是围绕小农经济为主。 当时提出这个概念的重要背景就是中国加入WTO，彼时中国经济正在朝外贸转向，需要大量劳动力转向生产制造业，而所谓“县域经济”实际应用的意义也在于此，小镇发展的城镇化速度加快，使得能更好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带动农村的繁荣，使农民增收。 那么就此，天时地利人和，县域经济进入了“黄金时代”。在彼时的小县城，背靠外贸需求猛涨，小饰品、小家电、电子原配件等等的生产制造有力支撑着“县域经济”的繁荣。

有人回忆称“在当时，做纸板箱都是个利润丰厚的活计”，这样的一片欣欣向荣下，当时的小镇年轻人甚至没有对大城市的向往，原因很简单，如果身在家乡就能挣的不错的收入，又何必远赴他乡呢？ 不过，以上令人向往的“小镇黄金时代”，只持续了7年。2008年，时值大洋彼岸的金融海啸袭来，外贸需求紧缩导致了“县域经济”的欣欣向荣戛然而止。 后来的事情相信大家明白，随着国内“四万亿”的出台，大量找不到出路的闲散资金劳动力开始涌向楼市，彼时眼前的问题解决，但同样使“县域经济”开始转向——小镇齐头并进的时代结束，分化开始了。 所谓分化，指的是例如处于长三角区域的小镇，在全球经济恢复后仍然能够承接来自全球的外贸需求，江阴、昆山、义乌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地处没那么理想的其他小镇则需要另寻出路。 也就是在那段时期，国内一二线城市的第三产业开始发力，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大量人口和资源也从小镇流向了一二线城市。 同样的，多数地区的“县域经济”的出路也开始向第三产业探索，但任何第三产业的发展又离不开人口的聚集。在这样的背景与权衡下，随着“新常态”的提出，旅游产业的发展被确定为比较具有性价比的一个方向。 至此，发展旅游产业成为了新常态下的“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似乎这个“引擎”并不是万般适用。

旅游就是万金油 哪里需要往哪儿流？

旅游这东西，真的能像影视里那样，让一些“穷乡僻壤”成功脱贫，甚至是致富吗？ 答案是——可以！而且从全国范围来看，其实还不少。 10月11日，世界旅游联盟连续第3年，与世界银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联合发布《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一共100个案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中国发起的，所以其中超过90%的案例都是来自国内，不过样本非常多样化，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这些地方都是通过搞旅游摆脱贫困的

数据来源：澎湃新闻 案例太多，我们就看下图里第一个重庆巫山县旅游脱贫的成果。根据这个《旅游减贫案例》中的数据，该县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人次达到了1000万，营收高达30亿，直接创造就业机会2万个，间接的就更多了，有6-8万。 光看案例本身的说辞有点片面，于是我去搜了下巫山县17年和18年的经济发展公报，算了下旅游综合收入对该县GDP增长的贡献率，得出的结果是15.8/26.5=59.6%。这个增加值上的占比很好地说明了旅游综合收入对于巫山来说有多么滴重要。 再看下2019年的公报，其中没啥具体数字，但是却用了大量篇幅介绍巫山这边的各种旅游景点和项目（还包括了相关的文化出版物），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除去世界旅游联盟这本案例集里提到的地区，国内还有其他的小地方，凭借着旅游脱贫致富了，其中之一就是广西三江

根据人民日报海外版1月8日的报道，据统计，从2016年起，旅游产业已经帮助曾经因为居民搬迁而破烂不堪的三江县，造就了累计多达2万人脱贫的成果，贫困发生率也从18年底的12.65%锐减到了1.99%。 这两个来自不同地区（大范围上都属于西部）的脱贫案例，都很好地展示了旅游产业的战斗力，更何况，光是案例集中，就还有90个以上的例子来支撑这个说法。 因此你要说旅游能够帮助拥有或者“人工制造”出独特景观的地区脱贫致富，是绝对具备可行性的。 不管怎么样，旅游产业的红火，是全国范围的事儿，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2018年时旅游产业对全国GDP的综合贡献就有9.94万亿元，达到了11%以上，直接和间接创造的就业，占了全国总就业人数的十分之一！ 再来看看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尽管之前遭到了疫情的伤害，但是这个8天假期内，国内旅游依旧创造了4665.6亿元，相当于去年同期的七成。 这样一个盘子，能够帮助穷困地区摆脱贫困烦恼，好像没什么问题，而且看一看江浙一带发达地区，就已经有很现成的典范摆着。 记得之前去过无锡的灵山大佛景区，离太湖很近，当时在接近景区时，道路两边无数的餐馆和旅店民宿映入眼帘，晚上路过时灯火通明，而最让人惊讶的是，车子感觉开了快2公里了，居然还是挤满了店面...... 一个景区，竟然能够养活这么多个体户，让人难以置信。 这个景区处在滨湖区，和常州紧贴着，换句话说，这就是无锡的边缘地带，按一般城市发展，这距离零零散散有些村户就不错了，哪里会如此繁华！ 这不再一次说明，旅游产业就是次发达地区脱贫致富的首选利器吗？万金油本油了！ 说得好，你想得倒美。 没有任何模式可以无差别套用在任何地区，所以即便是看起来毫无门槛的旅游产业，也并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况。

前阵子“爆火”的贵州省独山县，就是这么一个反面教材。 在2010-2011年左右，贵州为了实践它那套“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论调，卖力地从江苏、浙江、山东等发达省市引进十多名优秀干部来把自己的县域给发展壮大。 时任海安县城东镇党委书记等职务的潘大胆，就是其中一员，跨区域调动到独山县后，任县委书记。 鉴于之前丰富的富饶地区工作经验，他决定要让独山县少走弯路，专挑捷径，效仿沿海区域，一口吃成胖子！ 于是，让这个在十二五末期还有大约17％人在贫困线下的独山县，继续倒欠400亿的“天下第一水司楼”（百米高，已烂尾）、“独山传奇梦之都”影视城（规划上是横店影视城的两倍大，结果资金链断了，凉凉）等烧钱项目，就这么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