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正如巴菲特对预测股票市场走势与买卖时机缺乏信心一样，他也不认为有任何资料能用于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他说：“如果联储主席把他未来两年内的货币政策悄悄地告诉我，也不会改变我所做的任何事.”巴菲特和查理·门格都不关注失业数字、利率和汇率，也不让政治因素干扰他们的投资决策过程。巴菲特说，即使预先知道政治选举的结果，也不会改变他的投资看法。巴菲特认为，宏观经济就像跑道上的赛马一样，有些时候跑得快而有些时候则跑得慢。巴菲特和门格更乐意将兴趣集中在企业的基本情况上。不过，巴菲特非常关注通货彩胀因为通货膨胀会影响企业的收益水平。
通货膨胀
巴菲特始终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政治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因为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对政府花费进行严格限制钞票的不断印刷推动通货膨胀越来越高。巴菲特承认他不能确知高通货膨胀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但他认为赤字开支不可避免会导致通货膨胀巴菲持对预算赤字的恐惧程度小于对贸易逆差的恐惧。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强大巴菲特相信国家能处理好预算赤字但巴菲特非常担忧贸易逆差。可以说贸易逆差是形成他对通货膨胀“偏见”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80年代，美国人消费了超过美国自身生产的产品。巴菲特说：“换句话说我们不仅消费了美国生产的产品，我们的胃口还消化了外国的商品。在交换这些商品时我们发行了各式各样的提单，包括美国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美国银行存款这些给外国人的提单，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由于我们是一个富国，这些贸易逆差在一段时间内还不会引人注意，但最终这些提单会交换我们的财产（高尔夫球场和旅馆）和我们的生产设施。”
巴菲特很清楚，一个国家处理贸易逆差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国内高通货膨胀来减少这些提单的价值但巴菲特认为，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偿还未来提单能力的信任被误导了。当外国人持有的提单达到一个不可处理的水平时，通货膨胀的诱惑就不可抵御了。对个债务国而言，通货膨胀是氢弹级的经济手段。基于这个原因，极少的债务国被允许以本币偿付债务但因为美国经济的完整性外国人愿意购买我们的债务。但如果我们用通货膨胀来逃避对外国的债务，那么因此而蒙受损失的将不仅仅是外国债权人。巴菲特指出，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等外部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将会成为你在贝克夏·哈斯维公司投资是否具有真实收益的最重要的因素”。高通货膨胀加重了公司对股东收益的负担。为使投资者获得真正的收益，公司必须获得比投资者的痛苦指数更高的资本收益率，痛苦指数指的是纳税（红利收入税和资本所得税）与通货膨胀的总和。
巴菲特认为，所得税从来不会将公司正的收益变为股东的负收益。如果通货膨胀率为0的话，既使税率是90%仍会有股东收益。但是.正如巴菲特在70年代末所目睹那样，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公司必须为股东提供个更高的权益资本收益率。对于资产收益率达到20%的公司（巴菲特认为这个成绩很少能达到）来说，处在12%的通货膨胀率下，只能给股东留下极少的东西。当税率为50%时，个资产收益率为20%并且全部收入用于分红的公司的实际净收益率只有10%。在12%的通货膨胀率下，股东只能获得仅仅为年初98%的购买力。当税率为32%，若通货膨胀率为8%则净资产收益率为12%的公司对股东的回报便降为零传统观念多年来一直认为，股票是与通货膨胀相对冲的工具。投资者也往往相信，公司自然会把通货膨胀的代价转嫁给消费者，从而保护公司股东的投资价值。巴菲持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通货膨胀并不能保证公司获得更高的权益资本收益率。通常有五种方法能使公司增加权益资本收益率：
1.增加资产周转率（销售额与总资产的比率），
2.增加经营利润，
3.减少纳税，
4.增加财务杠杆比率（即提高负债率），
5.使用更便宜的财务杠杆（即利率更低的债务）。
在第一个方案中，通过对应收帐款、存货和固定资产（厂房与设备）三种资产进行分析，巴菲特注意到：应收帐款通常与销售收入同比例增长，无论这种增长是单位数量或是通货影胀的结果因此巴菲特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改善权益资本收益率。但存货并非如此简单。增加销售收入相应会增加存货周转率。短期内存货会由于许多因素而变化无常这些因素包括供应关系的瓦解和采购成本的变化那些使用后进先出法核算存货的公司在通货膨胀时期能改善权益资本收益率。但巴菲特认为，逋货膨胀从975年开始持续上升，但在1975年以前的十年内，《幸福》杂志500家大公司的存货周转率也仅从1.18%上升至1.29%。通货膨胀还有增加资产周转率的趋势，因为销售收入增加比资产耗费更快但是如果这些资产被置换，资产周转率就会下降，直到通货膨胀的上升与销售收入及固定资产价值上升一致。
大多数经理认定总有增加经营利润的可能，相应能增加权益资本收益率。巴菲特指出，通货膨胀对经理们控制成本的帮助极小。公司面对的非利息、非税收成本是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成本。在通货膨胀期间，这些成本是通常逐渐上升的。从统计角度，巴菲待引用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大多数制造业公司在60年代取得了8.6%的税前销售利润率，到正处予通货膨胀上升时期的1975年，这个比率是8%，呈现出通货膨胀上升，经营利润率下降的格局。
当考虑较低的收入税时，巴菲特提请人们设想投资者拥有D类股票，而A、B、C类股票被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拥有并代表他们各自的独立税收权。虽然A、B、C股的股东不拥有公司的资产，但他们确实占有公司收益的很大份额。巴菲特指出，A、BC类股票的股东可以投票决定增加他们在公司收入中的份额。但AB、C股东这样做的时候，D股股东的收入就减少了，权益资本收益率相应下降。在通货膨胀上升时期，你能设想AB、C类股东会减少他们在公司收入中的份额吗？
公司可以通过增加财务杠杆或购买更便宜的财务杠杆（较低的债务利率）来增加权益资本收益率然而巴菲特指出，通货膨胀不会导致借款利率下降。相反，当通货膨胀增加时资本需要升值，迫使借款人提高利率。另外，当通货膨胀上升时，由于借款人对未来不信任需要将他们的借款利率予以上浮既使利率实质上不增加，以利率略高的贷款替代到期的低利率贷款也会增加公司的财务费用。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些能够偿还债务的公司往往只有很少的贷款需求，而那些拼命挣扎以求保持盈利的公司总是站在银行窗口面前。那些因为通货膨胀而预计有更高的资本需求的公司不得不大举借债。在公司运行速度减慢和资本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公司因持续经营而需要在资本市场寻求更多的资金，或者，在更戏剧性的情况下削减红利。如果管理得当，增加财务杠杆能增加权益资本收益率。然而，正如巴菲特所指出的那样，在通货膨胀上升时期，更高的财务杠杆带来的好处会被更高的利率所抵消。
巴菲特考察了战后权益资本收益的历史记录，并且由此总结出收益水平波动非常小。在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每隔十年的情况时，巴菲持注意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对应的公司在1945年一1955年的十年间，权益资本收益率平均为12.8%；1945年-1965年期间，每十年的权益资本收益率平均为10.1%；1945年-1970年期间，每十年的权益资本收益率平均为10.7%。而《幸福》杂志列出的500家最大公司中，1945年—1965年期间，每十年的权益资本收益率平均为1.2%；1945年—1955年期间，每十年的权益资本收益率平均为11%；在1945年一1975年的三十年期间，大多数美国公司的权益资本收益率在10%~12%之间。权益资本收益率的历史记录显示出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与下降毫无关系。至此，巴菲特令人信服地证实了高通胀对公司谋求更高的权益资本收益率毫无帮助。
巴菲特深知不能从通货膨胀中获利，转而寻找其它方法以避开那些会被通货膨胀伤害的公司。巴菲特认为，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来维持经营的企业往往会受到通货膨胀的伤害；需要较少的固定资产的企业也会受到通货膨胀的伤害，但伤害的程度要小得多；经济商誉高的企业受到的伤害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