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规模测算方法较多，包括分项加总法、负债剔除法、渠道拆解法和央行孙国峰的负债核算法。但是，分项加总法未考虑到资管产品的交叉持有，导致影子银行规模被高估，而负债剔除法只考虑银行表内，导致影子银行被低估，渠道拆解法也无法将银行理财和其对接的资产进行拆分，因此也存在高估。因此，我们参考央行孙国峰的负债核算法和穆迪定期公布的中国影子银行规模，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验证。

负债核算法自上而下进行测算，能够更好把握影子银行总量。参考央行孙国峰《中国影子银行界定及规模测算》中的统计方法，影子银行规模=非银部门持有的银行总负债-银行非影子银行资产，从结果出发，能够更好的把握影子银行总量。根据我们的测算，2018年底中国影子银行规模约37万亿元，较峰值2016年的43万亿元有所下滑，占银行货币创造总规模的比重也下降至17.6%。

在负债核算法下，影子银行大致经历4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2004-2007年，影子银行信用创造规模稳步增长，占比平稳提高。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影子银行信用创造规模在5-10万亿元，传统银行业务是货币创造的主要途径。

第二阶段，2008-2010年，影子银行信用创造规模快速增长，占比先升后降。2008年次贷危机后，政府出台4万亿计划刺激了银行资产扩张，但传统信贷业务受到资本充足率、投向等限制，因此影子银行信用创造规模快速膨胀，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快速扩张。在此阶段，银行渠道信用扩张的核心地位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但影子银行的重要性有所加强，风险开始聚集。

第三阶段，2011-2016年上半年，影子银行信用创造规模稳步增长，占比逐步下滑。2010年四季度央行开始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对房地产等行业提出了明确的信贷政策和限制，为了规避政策限制，银行开始通过同业业务和投资业务将贷款资产转出为影子银行，满足房地产业务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需求。

第四阶段，2016年下半年至今，影子银行信用创造规模大幅下滑，占比也大幅下降。一方面，2016年以来影子银行受到严监管，加之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去通道、消除多层嵌套，影子银行规模持续萎缩，在整体货币创造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另一方面，经济增速下行、信用风险有所加强，影子银行信用创造功能有所下降。

2)穆迪的测算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拆分影子银行渠道，测算出2018年底中国影子银行规模61.3万亿元，主要渠道是委托贷款、理财产品对接的银行表外、证券公司和基金。2018年末，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表外、证券公司和基金对应的资产规模分别为12.4万亿元、7.9万亿元、15.8万亿元和8.6万亿元，与2017年相比影子银行总规模下降4.3万亿元，与金融去杠杆和资管新规监管趋严相关。

从穆迪的测算分项来看：委托贷款占比始终保持在20%左右，相对稳定；信托贷款在2014-2016年期间占比有所收缩，主要受银信合作监管影响，银信通道被券商资管和基金通道抢占；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在2015年以前占比高达25%，但2015年起大幅收缩，主要是2015年票据监管收紧，经济下行压力大，企业回报率下降，叠加央行多次降息，贷款利率下行，与承兑汇票利差收窄，所以企业倾向于贷款渠道融资；理财产品对接资产方面，2015年开始理财产品对接的资产大幅扩容，主要是由于银行理财迅猛发展，其对接的同业业务、券商资管和基金等多通道监管有所放松，成为影子银行的核心渠道；其他渠道，包括财务公司贷款、民间借贷等，占比基本稳定。在不同阶段，随着监管重点的变化，银行影子银行的核心渠道也在不断变化。

2017年是影子银行规模出现转折的关键时点，目前理财产品对接的银行表外、证券和基金是当前信用创造的核心渠道。从两种测算方法对比来看，穆迪的测算方法属于分项加总，因此存在一定高估，但适合于自下而上分析影子银行结构，孙国峰测算法自上而下，更贴近影子银行真实规模。但是无论采用何种方法，2017年都是影子银行转折的关键时点，影子银行规模开始出现下滑。2014年以前，社融口径的表外融资是影子银行的主要渠道，2014年以后，理财产品对接的银行表外产品开始逐步扩容，尤其是2015-2016年，银行信贷回表，理财产品对接的银行表外、券商资管和基金渠道开始大规模增长，成为影子银行的核心渠道，这与第三部分提到的监管政策密切相关。2018年末，理财产品对接的渠道(银行表外+证券和基金)占影子银行40%，社融口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渠道占比39%，其他渠道占比合计21%，银行同业和非银投资成为影子银行扩张的核心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