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经济从来就是密切相关的,陈云同志都说经济工作就是“七分经济三分政治”。说实在话,如果股改当初不是被提到政治任务的高度来推广执行,那么根本就得不到强力的如国资委的配合,更扯不上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底气。

但是眼下这项制度性的变革却面临着夭折,面临着崩溃,面临着让中国资本市场再一次推倒重来陷入万丈深渊的千古骂名。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不讲政治的代价。

在管理层看来,股改可能在所有的上市公司宣布进入股改程序之后就已经结束了,中国的股市从此就可以从政策市转向市场化了,大小非的题也已经通过股改时的对价支付完毕了,政府不应再过多地干预,大有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感觉。

但是在投资者看来,股改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讲只是开始两年的承诺期现在看来不过是一种全流通的缓期执行,随着大小非的解禁,持股成本的巨大差异和流动性的过剩都将成为考验市场的重大压力。注意,这里的流动性过剩说的不是资金而是股票。管理层在此时此刻不是可以卸担子转位置的时候,而是必须时刻铭记自己当初的誓言:严防死守,保证市场的平稳过渡,维持市场的稳定运行。换句话讲,不能消极被动地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而要积极主动地引导投资者走价值投资之路,在市场失灵之时坚决果断、有力地干预市场,为市场输人政府的信念和信心在大小非问题的认识上,管理层和投资者是有巨大差异的,正是这种差异造成市场的巨大震荡,造成管理层信用的丧失、投资者财富的亏损、股市估值体系的瓦解和全社会满盘皆输的格局。

十七大刚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股指就从6124点直下2284点,跌幅全球第一,比发生了次贷危机的美国和发生了金融危机的越南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世界近90位各国政要纷纷捧场,全球瞩目,中国股市却在维稳的口号下在开幕日暴跌再暴跌;奥运行情史无前例已经让中国人颜面扫尽,更让人忍无可忍的是在管理层就市场暴跌回应讲话之后,上证指数不但不涨反而再次暴跌,这还能用简单的市场行为解释吗?

思想认识上有偏差,必然导致政策执行上不作为。

8月6日,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重庆辖区的证监系统维稳大会上提出八点要求,其中之一是国有股不得减持,之二是要求增持和回购,之三是推动重组,之四是整体上市,之五是推动发债,之六是发展私葬,之七是培育机构,之八是打击非法证券活动。

黄奇帆在重庆推行的政策,有的已经超过了中国证监会的职责范围,比如国有股不得减持;有的跑到了证监会的前头,比如回购和增持。和股改当初各省市纷纷召集动员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次只有重庆在唱独角戏。

目前重申股改是一项政治任务,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在于股改没有完成,政治任务的使命就依然还在;现实意义在于“二次股改”的实施也必须放在讲政治的高度才能推进。

第一次股改解决的是大小非全流通的问题第二次股改要解决的是大小非如何全流通的问题。管理层提出的“二次发售”是一种思路,但这种思路同样需要国资委的认可和配合,需要财政部的理解和支持,需要更高的决策层来统筹组织。

水皮一直说大小非减持其实是“鬼故事”大非国资委不可能减,李荣融在最新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是如此说的,但毕竟只是口头上的承诺,并没有制度约束不让国有股减,所以鬼故事也是故事,只要有故事在,市场就不踏实,投资者就不敢相信。“二次发售”是一种制度设计,如果确定在大宗交易市场做,其实就是划出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的区间,承认持股成本的差异,切断股权暴利的不公财富分配渠道。

水皮并不反对小非的解禁和减持,但是一直认为控股股东的流通权必须受到约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控股股东掌握公司情况,自由减持和增持的话,高抛低吸谁能与敌?贝尔斯登银行的股票从140美元掉到10美元,控股股东为什么不出逃呢?不是不想逃,而是无路可逃。如果按我们管理层的理解,岂不无法无天?也许是歪打正着,“二次发售”的原则可以解决控股股东的股份交易,还市场一个公平。

“一次股改”的失败还在于管理层没有承担制度转轨成本的思想准备和资金准备，二次股改”必须要有平准基金相配套。这超出证监会的职责,需要更高层的决策。不讲政治,股改是不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