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各式各样的金融论坛很少见到实体经济的代表，这恐怕也是中国金融会议存在的“参会人员的结构性问题”。我们说，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服务员开会讨论优化服务问题却不邀请被服务者参加，这是什么道理？终于，在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上看到了工业与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的身影，而他所指出的问题，恐怕更能说明中国金融存在问题。但我们注意到，与各位金融大佬言论的影响力相比，实体经济的声音几乎是一晃而过，实在太微弱了。在金融圈子里，实体经济的声音微弱，这是不是也属于错位、错配？

实际上，在金融强势的背景下，类似错位、错配还有很多，这是中国金融人必须注意的问题。辛国斌代表实体经济向金融业传达了什么信息？

据报道，前一阶段时间，工信部针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做了一些调研。调研中，大多数企业反映：与世界制造强国相比，与当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我国金融供给还存在着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五个结构性失衡问题：

第一，金融在产业方向存在配置结构失衡的问题。资金过度流入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领域，制造业贷款占比从2012年末的19.4%逐年降至2018年末的11%。

第二，资金的期限结构存在失衡问题制造业融资以短期流动资金为主，而近年来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速仅为3%到8%，2019年为5.2%，这与服务业中长期贷款维持两位数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制造业在全部中长期贷款余额的比重也从2010年的18.8%，持续下滑到2020年6月末的9.4%。

第三，金融市场结构失衡。按存量法估算，我国直接融资比重近几年一直维持在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65%到80%的比重。

第四，面对不同经济主体，金融存在偏好结构失衡的问题。这突出表现为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供应链中具有绝对话语权的核心优势大企业，以及那些拥有政府信用背书的企业及项目，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

第五，针对不同阶段企业的金融结构失衡。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资源，大多投向成长期及成熟期企业，对种子期、初创期制造型企业支持力度不够。2018年成长期及成熟期企业累计融资金额分别达到3852亿元和4393亿元，比重分别高达37.2%和42.4%，而种子期、初创期企业融资比重只有6.8%和13.7%。

辛国斌认为，金融供给结构性失衡，既有制造业大而不强，企业利润率过低，难以覆盖融资成本的原因，也有制造企业资产质量不高，管理不规范，融资能力较弱的原因，但深层次根本性原因仍然是金融供给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造成传导渠道不畅。这反映在：第一，以银行贷款等短期融资为主的金融供给与制造业自身具有的投资回报周期长不匹配，制约制造业中长期贷款规模提升。第二，金融产品创新不足，尽职免责和容错机制不健全，风险控制工具不足，滞后于制造业发展步伐，特别是新技术、新业态的变革节奏，风险偏好低，不能及时精准提供资金。第三，产业、金融、财税等政策协同不足，数据信息孤岛，数据信用体系建设滞后等加大了资金供需信息不对称，增加了融资成本，降低了融资效率。

辛国斌所指出的问题实际也是我们长期呼吁的问题：中国金融正在快速短期化，这不仅背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求，而且也是金融套利空转的主要原因。其实，辛国斌没有揭示的金融问题还应当有：我国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的结构失衡，股权资本严重不足。这和中国金融管理重心偏离股权资本市场，以致股权资本市场不断过于弱化密切相关。

事实上，种子期和初创期的企业并不适宜大规模的债务资本，而更适宜股权资本。一个国家股权资本是否充裕而健康，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是否强大。辛国斌所说的“制造业大而不强，企业利润率过低，难以覆盖融资成本”等问题，实际与中国金融股权资本过弱也密切相关，没有足够的股权资本，企业必定依赖债务资本，而对债务资本、尤其是对短期债务资本的过度依赖，根本无法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更谈不上高质量发展。所以，金融要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必须把管理重心移向股权资本市场，以金融机构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转变，这是不同类别金融产品所自然派生的属性。

所以，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需要如何推进？必须从强化股权资本市场入手，这不是仅仅办个科创板、创业板，搞个注册制就可以解决的，而更重要的是，从央行做起，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大力培育中国股权投资偏好的长期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