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熊柴 白学松

南开大学杜光瑜对本文数据整理有贡献

正文

1历史上的东北崛起：从白山黑水到重工业基地

1.1 建国前的东北：工业发展和人口大迁徙

历史上，东北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清军入关后，视东北为龙兴之地，乾隆五年清政府正式发布对东北的封禁令。东北的发展始于清末实施弛禁开放和大规模开发政策。梳理东北19世纪中叶以来发展史，可以将其大致分为清末、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伪满时期、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五个阶段。2007年《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将东北范围划定为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等，考虑到统计的方便，本文对东北的地域界定限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1）清末东北开禁放垦、大规模人口闯关东；并且随着列强资本流入，东北工业萌芽并呈现出外资势强、官资不足、民资弱小格局；1860-1911年东北人口从不到400万大幅增至约1840万人。东北丰富的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决定其成为东亚、北亚各大势力的必争之地，但1860年前东北人口稀少、仅不到400万。列强的虎视眈眈使清政府从1860年开始逐步对东北开禁放垦，鼓励关内民众移民实边。为躲避内地战乱和饥荒，大量关内人口流入东北，大规模的“闯关东”由此开始。随着1895年《马关条约》、1896年《中俄密约》、1898年《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签订，俄、日、德、美等外国资本进入东北，投资铁路、工矿等企业，官办工业和民族工业也相继兴起。东北逐渐形成以油坊业、面粉业、烧锅业等轻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同时煤炭、金属矿业也有一定程度发展。在此期间，由于列强操纵资金、交通以及重要资源，官办企业技术不足但有政府后台，民族资本发展有限。根据《中国人口史》（侯杨方，2001年）， 1911年东北已有约1840万人，占全国的3.3%。

2）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初步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1930年东北人口增至2703万，占全国的6.4%。奉系集团统治时期，当局除鼓励发掘荒地边地、积极发展农业外，还大力进行工业建设，采矿业、机械制造业、纺织业、面粉业、航运业等得到空前发展，东北初步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具体来看，采矿业方面，建成阜新煤矿、鹤岗煤矿、黑松林锰矿、实马川金矿等；钢铁与机械制造方面，建成大亨铁工厂、东三省兵工厂、皇姑屯修车厂等。根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许涤新、吴承明，2003年），1931年东北共有铁路5584千米，其中自有铁路1718千米，占全国自有铁路的18%。沈阳成为东北铁路枢纽，五条铁路通向朝鲜、苏联、北京、阜新和大连。工业快速发展使东北成为热土，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大量人口继续流向东北。根据《中国人口史》，1930年东北人口增至2703万，占全国的6.4%。

3）伪满时期，直接服务于日本殖民掠夺和战争资源供应的重工业畸形崛起；到1947年，东北人口再增至约3700万人，占全国的8.6%。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了伪满傀儡政权，为将东北经济捆绑在其侵略战车上，全力推动军事工业的发展，并将其定位经济发展的“重点主义”。日伪1937年启动第一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重点发展军需工业，并加强对铁、煤及有色金属等资源掠夺，在总投资24.7亿元中重工业达12.9亿元，占比超过52.2%。之后，重工业比重继续上升，1940年为75.4%，1942年为78.5%，1943年为79.2%。根据《东北工业化研究》（石建国，2006年），1943年东北以占中国11.1%的土地和10.0%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49.5%的煤、87.7%的生铁、93%的钢材、78.2%的电和66%的水泥。该时期，大量关内人口继续流入东北。《中国人口史》虽未公布1945年东北人口数据，但公布1947年约37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6%。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日本对东北工业进行了有意识地破坏，苏联击败日本关东军后也大肆拆运工矿设备回国，但东北依旧保留了一定的工业基础。

1.2 改革开放前的东北：共和国长子，辉煌的三十年

改革开放前，由于前期工业积累、资源丰富及毗邻苏联等，东北逐渐发展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成为“共和国长子”，形成辽宁以钢铁、机械制造为主，吉林以化学工业为主，黑龙江以机械、电力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主的产业格局。东北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饱受摧残，但仍有较为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加之石油、煤矿、森林等资源丰富，依托毗邻苏联的地缘条件在建国后享受了足够的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战争中遭到破坏的经济迅速恢复，成为了“新中国工业的摇篮”，被誉为“共和国长子”。“一五”计划期间，中央将苏联援建156个重点项目中的57项安排在东北三省，其中辽宁24项、黑龙江22项、吉林11项。“156工程”最终实施的项目为150个，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东北完成投资占44.3%，逐渐形成了辽宁以钢铁、机械制造为主，吉林以化学工业为主，黑龙江以机械、电力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主的产业格局。1960年代，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采极大地推动了东北石油、化工业发展，一批大型石化企业、铁路和输油管道网由此兴建。布局在东北的钢铁、能源、重机械、化工、汽车等重工产业，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代表国企有鞍山钢铁、长春一汽、沈阳机床、哈尔滨汽轮机厂等。

1952-1978年东北GDP份额从12.4%增至13.2%，辽宁、黑龙江GDP长期位列全国前十，其中辽宁GDP长期位居全国前三、一度位居第一；虽然该时期人口流动受限，但东北依然成为全国人口集聚的核心，1949-1978年人口占比从7.1%增至9.0%。经济方面，1952-1978年东北GDP从84亿元增至486亿元，GDP份额从12.4%增至13.2%，辽宁、黑龙江GDP一直位列全国前十，其中辽宁GDP长期位居前三、甚至在1954-1959年位列全国第一。到1978年，辽宁、黑龙江、吉林GDP分别位列第3、8、18位，长春、哈尔滨、沈阳、大连GDP位列中国内地城市前十。人口方面，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口流动受限，但因重工业布局，东北仍然成为该时期全国人口集聚的核心。1949-1978年，东北人口从3851万增至8673万，人口占比从7.1%增至9.0%。这段时期，东北取得了伟大成绩，但是政企不分、预算软约束、吃大锅饭、效率低下等计划经济体制弊端也日益严重，给改革开放后东北衰落埋下了种子。

2改革开放40年的东北：从辉煌走向衰落

2.1 传统产业逐渐衰落，经济地位持续下降

改革开放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而东北则逐渐衰落；1978-2018年，东北工业总产值份额由18.3%下降至5.6%，GDP份额由13.2%下降到6.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首先于1980年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设立“经济特区”，1984年批准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东北只有大连入选。当深圳从小渔村逐渐崛起，上海借助浦东开发大步发展，东北则逐渐衰落。1978-2018年，东北工业总产值份额由18.3%下降至5.6%；其中，原煤、成品糖、氮磷钾化肥、硫酸、水泥等工业品2018年产量份额不足改革开放初期的1/3。曾被称作“东方鲁尔”、“共和国装备部”的沈阳市铁西区是东北传统产业逐渐衰落的一个缩影，1970年代沈阳市99家大中型国企中的90家都集中于此；1980年代后期铁西区逐步衰退，1986年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倒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1990年代大量国企亏损、裁员、倒闭，出现工人“下岗潮”；其中，1998-2000年东北下岗职工数合计达504万人，占当时全国总下岗人数的约1/4。

2003年开始的东北振兴战略让之后十年的东北经济有所回暖，但由于经济数据挤水分、资源价格暴跌、去产能等，2013-2018年东北名义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7%，远低于全国的8.7%。2003年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通过《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强调“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改革开放促调整改造”；200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优化经济结构，建立现代产业体系”；2012年国务院通过《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强调“坚持把产业转型升级作为推动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主攻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3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其中包括东北27个城市及地区，占全国的22.5%；2016年国务院通过《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强调“要坚持把着力完善体制机制作为治本之策”。

上述举措让东北经济在之后十年有所回暖，但并未挽回颓势。2003-2012年，以煤炭、钢铁、汽车制造等为主的东北GDP份额由9.3%波动上升至9.4%，名义GDP年均增速为16.5%，略高于全国的16.4%。2011年之后，在经济增速换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但东北经济明显失速。2013-2018年，东北GDP份额由9.2%骤降至6.3%，名义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7%，低于全国的8.7%。2018年，辽宁、黑龙江、吉林GDP分别下滑至第14、23、24位。实际上，2013年以来东北经济失速除了与煤炭等资源价格暴跌、去产能有关外，还与经济数据挤水分有关，“如果不是当初吹得高，现在也不会掉这么厉害”。以最早公开确认数据造假的辽宁为例，2014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辽宁时指出，“辽宁全省普遍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东北经济数据挤水分涉及GDP、固定资产投资、财政等。从财政收入看，2014-2015年辽宁地方财政收入与GDP比例由11.2%骤降至7.4%；从固定资产投资看，东北2015年下降11.2%，2016年下降23.5%，在2017年实现2.8%的增长。

近年来东北经济持续低迷、城镇化进程明显放缓、创新能力弱，尚未找到可持续的经济驱动力，疑似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增长方面，2018年辽宁、黑龙江、吉林GDP实际增速分别为5.7%、4.7%、4.5%，在31个省份中分别位列第27、29、30名，明显低于全国的6.6%。在财政收入方面，2018年辽宁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为9.3%，高于全国的6.2%，但黑龙江、吉林分别为3.2%、2.5%，位列第27、28位。在城镇化进程方面，东北城镇化率从建国初至2000年多数时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15个百分点，而2005年以来东北城镇化进程明显放缓，2005-2018年辽宁、黑龙江、吉林城镇化率分别年均提高0.7、0.5、0.4个百分点，慢于同期全国的1.3个百分点；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城镇化率分别为68.1%、57.5%、60.1%，而全国为59.6%。在创新方面，2018年辽宁、黑龙江、吉林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1.8%、0.8%、0.8%，分别位列第13、24、26名，低于全国平均2.2%；2018年辽宁、黑龙江、吉林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别为1.7、1.1、0.9件，低于全国平均3.1件。

2.2 常住人口走向负增长，老龄化日趋严重

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东北没落还体现在了“用脚投票”的人口上：东北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分别在2010、2015年陷入负增长，2011年以来小学生数大幅负增长；1978-2018年东北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由9.0%下降到7.8%，且老龄化日趋严重。东北经济衰落、企业效益下滑，员工工资低，对人的吸引力不足。从人口普查及小普查资料看，1982-2018年，黑龙江、吉林人口持续净流出，辽宁2010年后人口开始净流出。1978-2018年东北常住人口由8673万增至1.1亿，但占比由9.0%降至7.8%，2015年开始东北常住人口陷入负增长，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先后从2014、2015、2016年开始负增长。在县级层面，东北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2001-2010年的68.4%激增至2016-2017年的97.7%。东北户籍人口从2010年开始减少，其中辽宁、吉林、黑龙江先后从2010、2010、2012年开始减少。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比值分别为0.80、0.86、0.67，意味着东北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人口将继续净迁出。

从人口自然增长看，因城镇化水平较高、计划生育执行严格、年轻劳动力外流等，东北三省生育率长期显著低于全国水平，这也是东北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陷入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未经修正的总和生育率看，1982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1.77、1.84、2.06，低于全国的2.58。随着年轻劳动力持续往外流出，东北生育率继续快速下降，2000年破1.0，2015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0.74、0.76、0.75，低于全国的1.05。辽宁、黑龙江自然增长率分别在2011年、2015年由正转负，吉林仅略大于0；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0.10‰、0.36‰、-0.69‰，远低于全国的3.81‰。

从人口结构看，东北老龄化严重，小学生数明显负增长。由于年轻劳动力流失、生育率超低，东北人口老龄化速度、程度均快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2018年东北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6.6%上升到13.4%，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由7.9%、6.0%、5.6%升至15.0%、12.4%、12.2%，而同期全国从7.0%升至11.9%。2011-2018年东北小学生数年均增速为-2.86%，分别低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0.58%、2.66%、-0.59%、-0.10%。中国小学生数经历了1960年、1975年、1997年三次高峰，此后由1997年的13995万逐年下降到2013年的9361万，后回升至2018年的10339万。2011年以来东北小学生数明显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口大量流失、东北出生率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外工作的年轻人把小孩迁出东北。

3东北为什么会衰落？

东北逐渐衰落的原因在于陷入了“计划经济惯性大——营商环境差——民营和新兴经济发展不足、年轻人口外流——经济不振、财政紧张——营商环境差……”的负向循环。

3.1 计划经济惯性大，营商环境较差

由于进入计划经济最早、退出计划经济最晚、执行计划经济最彻底，东北计划经济惯性大、体制机制包袱重，导致营商环境较差，低效国企占据大量资源、民营经济发展不足，人们观念趋于保守，制约经济活力。

1）由于东北最早解放、毗邻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最先在东北扎根；改革开放前期为保证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实行价格双轨制，大部分地区工业品价格逐渐放开，但东北主产的煤炭、原油、基本化工原料等仍由国家统一调配；直到1993年除了电力、通讯等少数实行政府定价的产品，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才完成从双轨价格向单一市场价格体制的过渡。在长期计划经济模式下，东北成为全国执行计划经济最彻底、体制坚冰最深厚的地区。

2）东北计划经济惯性大、体制机制包袱重。从企业角度看，过去国企大办社会，对职工的生老病死全面负责，涵盖家属区“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气及物业）、教育医疗服务、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障和企业职工安置等，加之政企不分、预算软约束、吃大锅饭、效率低下等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导致国企负担重、竞争力弱。从政府角度看，一些政府官员“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讲究行政级别和层级，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较严重。从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占工业总资产的比例看，2005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67.1%、78.9%、84.1%，高于全国的55.4%、江苏的26.7%、浙江的25.0%；经过一系列国企改革，到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54.5%、71.9%、73.2%，依旧高于全国的48.7%，更远高于江苏的22.4%、浙江的23.5%。

3）一些地区一度“吃拿卡要”，低效国企挤占民企发展需要的大量要素资源，营商环境与沿海发达地区差距明显，部分舆论称“投资不过山海关”。一方面，国企与政府关系密切，享受政策倾斜，例如政府采购和市场准入等；另一方面，国企受政府隐性担保，金融机构也愿意为其提供充足且廉价的资金支持，客观上对民企造成挤出，加剧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尤其是民营中小微企业处于企业规模和融资身份歧视双重劣势。从企业法人与机关事业法人数量比例看，2017年辽宁为13:1，吉林为6:1，黑龙江为7:1，远低于江苏的43:1、浙江的39:1、广东的30:1以及山东的28:1。从民间投资占全国份额看，东北由2015年的8.1%下降到2017年的5.7%。

根据普华永道等机构发布的《2018中国营商环境质量报告》，东北整体排位靠后，前30名东北只有4个城市上榜，排名最为靠前的哈尔滨位列全国第22名，沈阳、长春、大连分别位列第23、24、30名。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有5、2、1家，远低于浙江的93家、江苏的86家、山东的73家以及广东的60家。民营经济发展不足在潜移默化中对东北人的社会心理、工作期望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观念趋于保守，经济不振导致大家更加偏好“体制内”的“铁饭碗”。

3.2 过度依赖资源和传统重工业，新兴产业发展不力

东北产业过度依赖资源和传统重工业，新兴产业发展不力，区域经济抗风险能力差。由于煤炭、石油等资源不可再生，随着资源开发规模及强度的提高，东北不少地区资源已大幅萎缩或临近枯竭，后续增长难以接续。2008年以来我国已经分三批界定了69个资源枯竭城市及地区，其中包括东北24个城市与地区，占全国的34.8%。在工业结构方面，以辽宁为例，2000年，辽宁规模以上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为85.2%，高于浙江的45.9%、山东的67.1%；到2017年为86.2%，高于浙江的62.2%、山东的52.3%。东北重工业企业多为国有，资本、原材料等高度集中，对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挤压。从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份额看，2017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1.9%、0.8%、0.7%，在31个省份中分别位列第18、23、24名，处于中下水平。并且，以资源型产业、传统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抗风险能力弱。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四万亿计划”对拉动全社会投资和稳定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导致中国钢铁、煤炭、水泥等六大行业产能过剩，东北情况尤为突出。

在国际上，与中国东北情况类似的有美国五大湖附近的“铁锈地带”。以“汽车之城”底特律为例，随着20世纪初福特、通用与克莱斯勒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在底特律的发展壮大，底特律一度成为美国第四大城市。但是底特律长期以来把汽车工业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柱，新兴产业发展不足。1970年代以后，随着日欧经济崛起、全球竞争加剧，汽车工业对美国经济的引领地位逐步让位于电脑、互联网和现代通讯技术，直接导致底特律从辉煌走向没落。

3.3 老龄化日趋严重拖累财政经济

老龄化加重政府养老负担，严重拖累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16.7%、21.9%，远高于全国的12.3%。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分别为1.53、1.42、1.27，远低于全国的2.55，意味着全国大概每2.6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而东北大概每1.5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负担较重。黑龙江、辽宁、吉林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于2013、2015、2015年开始入不敷出，2016年黑龙江的累计结余转负；2018年辽宁、吉林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位列全国倒数5名内，分别为2.8、5.2个月，远低于全国的13.8个月。老龄化严重拖累财政，2018年辽宁、黑龙江、吉林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21.9%、16.7%，明显高于全国的12.3%。

3.4 地缘位置影响对外开放，气候寒冷制约经济发展

除自身产业发展问题外，东北出海口有限、俄罗斯经济长期低迷且远东地区开发程度低、中日韩自贸区推进不力等制约东北对外贸易；东北气温远低于国内大部分地区以及世界同纬度地区制约生产活动开展。改革开放后，由于东北地区出海口有限，发展对外贸易的机会减少。进入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长期低迷，1991-1999年GDP占全球比例由2.2%下降到0.6%，2018年为1.9%、约相当于中国的广东；根据俄罗斯官方资料《2000年1月1日远东联邦区人口数字》（布拉格维申斯克，2000年），其远东人口由1991年的810万降至2000年的720万。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自2012年启动以来，因多方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目前谈判仍未结束。由于朝鲜封闭状态，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有限。从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份额看，辽宁、黑龙江、吉林由2000年的4.2%、1.0%、0.6%逐渐下降到2018年的2.3%、0.2%、0.2%。从2015-2018年合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份额看，黑龙江、辽宁、吉林分别为2.6%、2.0%、0.5%，在31个省份中分别位列第16、18、24名，处于中下水平。

受寒流影响，东北气温远低于国内大部分地区以及世界同纬度地区，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日均最高气温和日均最低气温皆位于全国倒数6名以内。尽管东北在中苏蜜月期发展尤为迅速，但更多的是受地缘政治和国家政策影响，寒冷气候制约经济发展的事实依旧不能忽略。

4如何打破路径依赖，破解东北困境？

作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和农业基地，东北在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推动东北经济脱困向好，实现新一轮振兴，事关全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大局，事关区域协调发展全局。客观地讲，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地区也具有一些明显优势，发展潜力很大：资源环境基础好，沿海沿边，工业基础好，地区人口过亿、市场规模大，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等。并且，近几年东北地方政府也在大力改善营商环境，比如2017年辽宁成立全国第一个“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2019年实施《辽宁省推进“最多跑一次”规定》。

为彻底打破路径依赖、跳出负向循环圈，促进新一轮东北振兴，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经济发达、创新能力强的地区多是民营经济活跃、市场化及开放程度高的地区。东北应大力向深圳等发达地区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深入清理行政审批项目，坚决砍掉各类无谓证明和繁琐手续。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培育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消解民企发展面临的歧视性限制和隐性障碍。

二是深化国企改革，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引导鼓励大型民企“投资必过山海关”。深化国企改革，应取消所有制分类的区别对待，强调竞争中性，不要动辄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要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应继续推行国企分类制改革，竞争性领域全面放开市场准入、优胜劣汰。推动国有资本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灵活采取引入战略投资者、推进企业改制上市、允许员工持股、吸引股权投资基金入股等方式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选择地方国企改革方式和国有资本配置格局；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样作用，引导鼓励民企，特别是大型民企“投资必过山海关”。

三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东北传统优势工业转型升级。东北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既要立足传统制造业的雄厚基础，又要依靠创新，把既有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高校、科技服务机构等参与的产业与技术创新平台，面向全国吸引优秀人才，开展关键技术攻关；采用成果转让或许可、作价投资、合作合股等多种市场化方式提高科技成果在本地的转化率。改造升级“老字号”，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加快推动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深度开发“原字号”，依托优势资源，延伸产业链条，提高资源精深加工比重；培育壮大“新字号”，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和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将东北老工业基地打造成为“中国制造 2025”的先行区。

四是深化开放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东北亚开放合作，深化国内对口合作。东北应积极参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东北亚开放合作，以优势产业为先导，支持企业采取并购投资、联合投资等方式，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打造产能合作集聚区。注重与国内其他经济区的合作协调发展，积极与京津冀、山东半岛等区域合作，加强同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互动，加强同东部地区省市对口合作，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培育新的发展动力；加强东北内部合作，形成统一的贸易政策，促进东北贸易一体化。

五是高质量推进辽中南、哈长城市群及都市圈建设，优化跨区域资源配置，进一步完善区际利益补偿机制。集中力量推进辽中南、哈长城市群建设，加快培育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等都市圈，大力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互动发展。顺应产业迁移和人口流动规律，进一步消除要素流动障碍，促进区域间人、地、钱等要素自由流动，并做好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跨区域流转衔接。进一步完善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包括完善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补偿机制、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等，引导发达地区支持东北地区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等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