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罗志恒  贺晨  马图南

导读

中美贸易摩擦打打停停，但形势总体上持续升级。美方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规模不断扩大、税率不断提高，并且已经超出了贸易领域，升级至科技战、金融战、地缘政治战、舆论战等全方位博弈。

本文全面展示美国从各领域对中国发起的战略遏制，结合历史和国际经验，推演中美博弈的大结局。

核心观点

一、中美博弈的六大角斗场：贸易、金融、科技、地缘、规则、舆论。

贸易战：在经贸领域，美对华加征关税规模不断扩大、税率不断提高，签署美加墨自贸协定设置“毒丸条款”针对中国。美对华2500和3000亿美元商品分别加征30%和15%的关税，基本实现了美对华进口商品的全覆盖。美对华加征关税导致中国出口以及对美出口增速大幅下降（贸易战两败俱伤，美国出口部门也受重创，并且居民为高价进口商品买单），1-8月中国出口增速0.4%，全年大概率负增长；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增速-8.9%，较2018年下降20.2个百分点。影响出口部门就业、居民消费和企业经营预期，加速订单和产业链转移。中国贸易伙伴结构发生变化，美国已退居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次于欧盟和东盟。

金融战：在金融领域，美国发起对中资银行的调查，同时在人民币市场化贬值、中国并不符合美国“汇率操纵国”认定标准的前提下，强行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可能在攻击金融制度、制裁金融主体和攻击金融工具（资产）三大层次等方面打压中国，具体包括九大手段（参见《美对华金融战的情景分析、工具手段及应对》）。6月美国法院裁定中国三家大型银行蔑视法庭，8月美国财政部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意图提高施压筹码，为创设更多制裁中国的政策工具提供依据。

科技战：在科技领域，美国采取六大手段围堵中国高科技行业发展，禁售、打压华为更彰显遏制中国高科技意图。美国长期以来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对华高科技贸易逆差占美对华贸易逆差总额的三分之一。2018年以来，美国已采取六大手段打压中国高科技：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投资、封锁市场、切断供应链、修法撤销对华知识产权保护、干扰正常学术交流及科研合作，打压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试图将中国排除在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之外，“科技脱钩”（参见《中美科技战：国际经验、主战场及应对》）。

地缘战：地缘政治领域，美国对中国开展了三个层面的打压：1）插手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事务挑战主权及领土完整；2）制裁对华相对友好的国家，间接挑战中国海外经济和政治利益；3）削弱并污名化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一是直接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是美国利用其国际地位和实力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机构。NED官网显示1997年至今，NED累计资助香港的反华组织约495万美元，培养反对派和激进“民主”人士。2018年NED累计向3个与新疆相关的分裂组织资助66.9万美元，支持分裂活动。事实上，由于大量此类资助并不会通过公开渠道进行，因此美国实际支持金额将显著高于已披露金额。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要将中美经贸谈判进展和香港问题挂钩。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美国通过政治、军事等手段阻挠两岸和平统一，美国2018年3月通过了《台湾旅行法》，规定美国的政策应当允许美方所有层级的官员访问台湾，允许台湾高阶官员在“受尊敬的条件”下来到美国。近年来通过了《2018台湾国防评估委员会法案》《2018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等法案支持对台军售，并让美舰继续通过台湾海峡。

二是制裁对华相对友好及有战略利益的国家，如委内瑞拉、伊朗等。委内瑞拉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合作、直接投资目的国，1998年-2012年，中国对委的外贸总金额占对拉丁美洲的比重从2%上升至9%；委内瑞拉对华出口原油占中国进口原油总量的5%；2012年，中国对委内瑞拉的直接投资达26.5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拉丁美洲直接投资的32%；截至2017年底存量达32亿美元。由于委查韦斯、马杜罗政府对华相对友好，美对委发起制裁并支持反对派政府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和政治利益。截至2017年，中国在伊朗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36.2亿美元，在西亚地区仅次于阿联酋的53.7亿美元和以色列的41.4亿美元；伊朗对华出口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量的8%左右，伊政府对华相对友好。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导致中国企业昆仑银行、中兴通讯等受到明显冲击。

三是削弱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年来在多个场合诋毁“一带一路”倡议，称其为对沿线国家的“债务陷阱”，然而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债务问题上通常是在友好协商后采用展期或免除债务的方式，中国通过收回抵押资产方式的仅占全部已披露金额的约2.6%。

规则战：在国际组织与规则领域，美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地位等，单方面施压WTO修改国际规则，在其现实利益被触犯时，甚至打破其自身建立的体系。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现实主义，规则体系的建立与推翻服务于其现实利益，如美国于1944年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在美元危机与美国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各国纷纷要求兑换黄金影响到美国经济金融稳定时，美国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平时满口公平自由以全球道德标杆自居、关键时候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出尔反尔。近年美国挑战自身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通过阻挠上诉法官上任、以将WTO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为威胁，施压WTO修改发展中国家认定标准、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要求改变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舆论战：在国际舆论领域，美国基本把控传统媒体、新兴社交媒体舆论，联合盟友共同诋毁中国国际形象。全球前十大传媒集团中有7家为美国公司，美国由此把控全球大部分英文媒体，主流媒体在报导时经常选择性偏向美国利益，并不断引导抹黑中国形象。传统媒体方面，采用双重标准区别对待美国盟友与非盟友。如经常购买美国武器的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因轻微改善女性权利而被西方媒体称为“民主先锋”，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以“一带一路”倡议带动沿边国家发展被形容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债务陷阱外交”。新兴社交媒体方面，推特、FaceBook均删除为中国发声的账户和内容。2019年8月美国社交媒体推特公司删除936个中国账户、封停20万个中国用户账号，理由是“散播假新闻，诋毁中国香港示威活动”，社交媒体公司FaceBook也以同样理由，宣布关闭7个页面、3个群组和5个账号。但妖魔化中国的谣言信息、极端分裂分子的账户依然在推特和FaceBook大行其道。美国还联合盟友，于G7会议联合施压中国，意图使中国处于国际舆论的被动地位。

二、终极猜想：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中美大博弈最终无非四大结局。

1、中国被遏制，美国维持世界霸权，如美日贸易战。这种情景只可能出现在中国应对错误的情况，比如改革开放倒退，重回闭关锁国，采取大水漫灌应对经济下行。当前中国正加快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三大攻坚战，风险在逐步释放，且中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不是日美间的附属关系，因此第一种结局不太可能出现，但也要警惕日益抬头的极左思潮。

2、中美脱钩，形成两大对立阵营，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美苏对峙。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美国难以通过冷战拖垮中国，只会两败俱伤。第一，中国经济实力相对强于苏联、产业链更完善。中国GDP已相当于美国的66%，且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链。第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优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且不断开放。第三，中国不断融入全球，打破基于比较优势的价值链分工只会降低生产效率和推升生产成本，中美的经贸关联度远高于美苏，脱钩只会导致两败俱伤。

3、中美合作共治，形成以中美为核心的G2集团，如德法推动欧洲一体化。以德法为主导推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倡导合作共治，将国家内嵌在更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体系中，能够使得两国保持整体的均势与平衡。二战后为了避免“邻国崛起的噩梦”，欧洲各国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决定携手推进一体化进程，从贸易一体化到货币同盟，通过合作共治加强欧洲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基于规则的谈判磋商来解决欧洲经济的发展问题，使得欧洲享受了70多年的和平与繁荣，未来可能走向政治同盟。中美可参照“均势”思想，在均势体系中尽可能多地寻求中国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形成以中美为核心的全球共治，通过吸纳核心成员国扩大中美共治影响力，成员国间通过定期投票推出轮值主导国，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我们建议中美积极推动建立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

4、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如历史上大部分的霸权国家与新兴崛起大国。只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坚定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的伟大复兴。

中国应尽量避免中美关系走向第一种和第二种结局，而尽量将中美关系向中美共治、中国崛起的第三、四种结局努力。美国绝不会拱手将世界霸权的主导权主动让出与中国共治或接受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因此中美大博弈仍将具有长期性和全面性。只有中国在长期的正确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进，在中美双方都认识到斗争只会两败俱伤的情况下，美国才可能不得不接受中美共治、中国复兴的事实。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一场权力的游戏，是赤裸裸的实力竞赛，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文明的冲突、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都是幌子，国家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地理位置、思想文化等因素均服务于大国博弈。

历史是有规律的，凡是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民族，就会不断壮大。凡是故步自封、自以为是、阻碍时代潮流的国家，不管多强大，都必将走向衰败。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在于自身，其应重点关注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美元特里芬难题等。当年美日贸易战，美国不是赢在遏制日本崛起，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的成功。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同，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正文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方的战略意图和底牌暴露得越发明显，其目标显然不是缩减贸易逆差这么简单，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号，对中国从经济贸易、金融、高科技、地缘政治和外交舆论等领域全面打压。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在短期内因美国内部利益的分化及特朗普竞选的需要呈现阶段性缓和，但中美全面博弈已经展开，不是签订协议能够解决的，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1  经贸领域：美对华加征关税规模基本实现全覆盖，税率不断提高

自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发酵升级至今，双方加征关税的规模逐步扩大至5500亿美元，基本实现全面对华加征关税。2019年8月1日，特朗普宣布分别于9月1日、12月15日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随着中国反制，8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15%；同时对原加征关税的2500亿美元商品的税率从25%提高到30%征求公众意见。

从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分布行业来看，在500、20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中，美国对华征收关税主要集中于高科技制造业、传统重工业制品及半成品，而3000亿美元商品清单则涵盖玩具、衣服、鞋帽等大量消费品。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的5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主要集中于高科技制造制造业，如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电机电气设备、光学照相医疗设备等，分别占500亿美元关税名单总额的38.5%、36.9%和10.9%，合计86.3%。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仍以重工业制品为主，主要集中于电机电气设备、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家具、车辆及零部件和钢铁制品等，占比分别为25.6%、19.9%、15%、6.2%和4.1%，合计70.6%。而3000亿美元加征关税商品清单则在前期的基础上，将此前未纳入加征关税范围的几乎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囊括，重点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玩具、衣服、鞋等消费品，分别占3000亿美元商品清单比重8.5%、9%和4.8%。综上，5500亿美元加征清单中机电、机械、劳动密集型消费品金额分别为1468、1096和1301亿美元，占比分别为29.9%、22.3%和26.5%，合计78.7%。

美国三次加征关税的清单体现出三大特征：1）美国制定清单时优先选择对中国依赖度低的商品。在500、2000、3000亿美元清单中，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较大的商品占全部清单商品比重递增，就美国从中国进口占其从全球进口比重大于50%的商品来看，此类商品在三次清单中占比分别为3.7%、47.3%和76.1%。2）美国加征关税优先选择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尽量少地选择最终消费品，减少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在500、2000、3000亿清单中，最终消费品占商品清单比重是逐渐增加的，分别为1.4%、21.3%和48.4%，原因在于对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加征的关税可由生产商、消费者共同分担，而最终消费品主要美国居民直接承担。3）美国最先对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传统重工业制品及半成品加征关税，可以看出美方意图在于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而非简单增加关税收入。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导致中国出口整体以及对美出口增速大幅下降，电机电器、机械行业受到明显冲击，美国退居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东盟地位上升。2019年1-8月中国出口增速0.4%，较去年全年下滑9.5个百分点；中国对美出口增速下滑更加明显，1-8月中国对美出口增速-8.9%，较去年下降20.2个百分点，其中8月当月对美出口增速为-16%，为十年来对美出口增速的最低值。由于机电电器和机械行业占2500亿美元清单比重达到51.2%，是受到冲击最为严重的两个行业，加征关税前两个行业出口平均增速为13.5%和19.5%，到2018年四季度  下降至-6.2%和-12.1%，2019年一季度下降至-25.7%和-37.5%。美国退居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9年开始，由于中国对美出口大幅下滑，中国第一大出口对象被欧盟取代，美国退居为中国第二大出口目的地。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占比19.2%,到2019年1-8月下降到17.2%，同期中国对欧盟出口占比由16.4%上升到17.4%。2018年中美贸易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重为13.7%，到2019年1-8月下降到12%，同期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比重由12.7%上升到13.6%，美国退居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2  金融领域：打破规则强行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增加谈判筹码

伴随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提高对中国施压的筹码，将摩擦延伸至金融领域，发起对中资银行的调查，并打破规则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2019年6月美国法院裁定中国三家大型银行蔑视法庭，拒绝遵守违反朝鲜制裁调查的传票，其中一家银行或面临美元账户被冻结风险，美国将贸易摩擦引向金融领域的意图已初步显现。2019年8月，在人民币市场化贬值、中国并不符合美国“汇率操纵国”认定标准的前提下，美方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并称“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洽，消除中国的行动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优势”，这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为金融战，与我们的前瞻性判断一致。美国不按规则行动，已突破汇率层面的问题，更多是在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提高对中国施压的筹码，并为创设更多制裁中国的政策工具提供依据。

历史上中国（1992-1994年连续5次）、韩国（1988年10月、1989年4月、1989年10月，3次）、中国台湾（1988年10月、1989年4月、1992年5月和1992年12月，4次）、日本等均被美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地区）”，美国以此为手段要求其他货币升值、降低上述国家（地区）对美出口增速和顺差、要求放松外汇管制，直至对美威胁下降才被移出“汇率操纵国”名单。中国在1992-1994年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后，开展外汇管理体制及汇率制度改革，减少外汇管制，从双轨汇率制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大幅贬值后基本维持平稳，但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同比在此期间放缓。

根据美国2015年颁布的《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美国将在1年内持续与中国进行谈判与磋商，改善“汇率低估”问题。未来一年并非安稳之年，美国可能采取其他金融手段打压中国。若1年后双方谈判达不到美国要求，则美国将在四个方面对中国打压与制裁：一是禁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批准任何位于中国的融资（包括任何保险、再保险和担保）；二是禁止联邦政府采购或订立来源于中国的货物或服务的采购合同；三是指示美国在IMF的执行董事发起对该国宏观经济汇率政策额外严格的审查；四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财政部磋商，考虑是否与该国订立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

美国在历史上发动的金融战可概括为攻击金融制度、制裁金融主体和攻击金融工具（资产）三大层次，具体包括九大手段。由于美国拥有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中介机构、强大的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美国一旦发起金融战，目标国及企业在短期内难以采取有效手段应对大多金融战败。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必须将金融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

具体看，美国发起金融战的九大手段：第一，中国宏观杠杆率和金融脆弱性高，经济对金融地产的依赖度较强，美国可能在此环境下要求中国过快、过急推动金融自由化尤其是短期资本项目自由化，资金大进大出，冲击资本市场，助推并刺破房地产和股市泡沫，诱发中国大规模货币放水应对。必须警惕美国动用金融手段加速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带来日本30年衰退类似事件在中国上演。第二，我国金融机构竞争力不足，美国充分利用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环境，冲击并收购我国金融机构，逐步提高在中国金融业的话语权；充分利用包商银行事件等在舆论和预期上进一步诱发信用和流动性风险，暴露一系列中小银行风险，大肆宣传中小银行呆账坏账的信息，诱发银行业挤兑潮，打击中国金融体系。第三，美国直接制裁中国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和个人，利用SWIFT及CHIPS系统切断交易、结算与支付渠道，开出巨额罚单，冻结资产。第四，美国可能阻碍中资企业赴美融资，做空中资股，逼迫中资股退市。第五，美国对华发起汇率战的三种可能形式：1）修改汇率操纵国的条件或者直接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并采取限制融资、限制从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在IMF发起对宏观汇率政策的额外审查、加征惩罚性关税等措施，增加施压中国的筹码；2）单独或联合他国迫使人民币升值；3）短期内迅速做空人民币。香港作为自由市场，是中国大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窗口，香港或成美国发起对华汇率战的重要战场。第六，美国可能下调中国主权和企业信用评级，大幅提高企业融资成本。第七，美国可能持续监测市场情绪，配合做空工具恶意做空中国股市。第八，我国金融监管在金融稳定和前瞻性尚待进一步提高，美国可能通过衍生品等金融创新工具重创中国金融市场。第九，虚拟货币时代资本外流压力加大，美国可能支持比特币平台，打击中国对资本流动的监管。

3  科技领域：围堵中国高科技发展，战略遏制的意图明显

美国长期以来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高科技贸易逆差占美对华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1/3多。美国对中国之外的经济体在高科技领域为顺差，但由于长期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导致其对华高科技商品贸易大幅逆差。按照美方统计，2018年美高科技对华贸易逆差1346亿美元，占商品贸易逆差的32%，占美高科技全部贸易逆差的105%。美国如果放开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缓解该领域被人为扭曲的贸易失衡，即可减少逆差1/3。分行业看，美对华高科技贸易中，除电子、航天、柔性制造等行业有较少的顺差外，其他高科技领域如光电、信息及通讯、核技术基本为贸易逆差，出口量极少。其中，信息及通讯为美高科技对华主要逆差的来源，进口较大，但与主要信息通讯产品在中国加工制造有关（如苹果）。

2018年以来美国采取六大手段打压中国高科技，从限制出口、限制投资升级至封锁市场、切断供应链、修法撤销对华知识产权保护、干扰学术交流及科研合作，打压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试图逐步将中国排除在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之外，“科技脱钩”。美方的战略意图和底牌暴露得越发明显，剑指中国经济崛起和产业升级，尤其是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战略遏制。

限制投资方面，2018年6月美国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法案》加强对外国投资审查，重点审查对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半导体等27个核心技术行业的外资投资审查，同时法案还规定美国商务部部长每两年向国会提交有关“中国企业实体对美直接投资”以及“国企对美交通行业投资”的报告，明显针对中国。

限制出口方面，美国国会通过出口管制法案并由商务部工业安全署发布14类前沿技术封锁清单，拟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14类核心前沿技术出口管制。

封锁市场方面，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联合盟友遏制华为和中兴在美、日、英、澳和新西兰的市场扩张，抢占技术标准主导权，严重干扰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2018年以来美国多次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频频出手遏制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的发展。从1月阻碍华为与美国前两大运营商Verizon和AT&T合作，禁止美国运营商销售华为手机，打压华为在美国市场的份额；4月全面制裁中兴，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公司销售零件；到施压其贸易伙伴国，使得8月起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日本等国纷纷将华为、中兴等企业排除出政府采购清单和5G网络建设与服务招标名单，以行政手段干预全球通讯服务市场。

切断供应链方面，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其进入紧急状态，在此情况下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随后美国将华为和70家子公司添加到其所谓的“实体清单”中，禁止华为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从美国公司购买零部件与相关服务，意在切断中国高科技企业供应链，打击中国ICT产业五大薄弱领域：系统软件和基础软件（EDA）、存储芯片、FPGA芯片、模拟芯片和光模块。

撤销对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美国政府一直宣称美国是专利保护最好的国家之一，曾多次斥责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然而2019年6月17日，对《美国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的修正意见中，美国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提出禁止中国华为公司通过美国法院向美国企业索要专利费、寻求损害赔偿。此举等同于将华为截至2019年1月在美申请的3000多件专利不设任何保护，赤裸裸地展现美国政客利己的强盗逻辑。

干扰学术人才交流方面，美国缩短留美学生签证停留期限、打压华人在美国企业任职以及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多个研究及学术机构如美国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埃默里大学等研究机构在美国相关部门调查国外势力的要求下解雇华裔学者。华为与行业协会等相关机构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受到干扰。

4   地缘政治领域：美插手中国内政、制裁对华友好的国家、削弱中国国际影响力

总体来看，美国已从三个层面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打压：1）插手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事务挑战主权和领土完整；2）制裁对华相对友好的国家（地区），间接挑战中国海外经济利益；3）削弱并污名化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对2019年6月以来中国香港暴力活动的推波助澜，只是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地缘政治打压的冰山一角。

4.1插手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事务，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4.1.1  美国是本次香港暴力活动的重要幕后推手

近期，香港局势不断升级。反对派以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为由，举行游行示威，并逐渐升级演化为极端暴力行为。在反对派游行示威的过程中，一些港独分子举出美国国旗，宣传“港独”思想，其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对《逃犯条例》的讨论，严重破坏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

事实上，这些暴力行为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境外势力有着密切联系。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利用其政治、军事实力长期干预他国内政，是其霸权主义的重要体现。在本次香港暴力活动中，多名美国政客以支持“民主”“自由”等为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支持暴力分子的行径。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要将中美经贸谈判进展和香港问题挂钩，对中国实施政治讹诈。这些表态是美国在处理类似问题时的一贯做法，目的就是通过支持暴力分子，达到“乱港反华”的目的。除了口头支持以外，美国政府还利用各种方式对世界各地的“民主”势力提供资金和其他援助。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是成立于1983年的非政府组织，其主要目标是给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的“民主”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但本质上NED是美国官方主导的，利用美国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为符合美国利益的“民主”活动提供系统性支持的机构。其最新年报显示，NED每年向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超过1600笔资助，2017年的资助总金额已达1.6亿美元。尽管其宣称自己是非政府组织，但NED与美国政府有着密切联系。NED每年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国会的拨款，美国政府也会组织会计机构对其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事实上，NED的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顿早在1991年就曾对华盛顿邮报坦言，“我们今天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5年秘密执行的”。因此，NED一直被认为和CIA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向各国“追求民主”的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以外，NED还会与其他民主基金会合作，在新的“民主”国家培养合作伙伴，开展民主方面的研究，发起全球范围的民主运动等。

NED长期资助香港的反华势力。NED自1994年起便开始资助香港的“民主”势力，最初每年提供的支持金额约10余万美元。但此后，NED对香港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大，2018年NED对香港各类基金会、组织的支持规模为44.5万美元。包括向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提供15.5万美元，用于发展香港的公民社会；向国家民主研究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提供20万美元，用于保护香港“民主”及其他权力不受侵犯，向香港司法中心（Hong Kong Justice Center）提供9万美元，用于保护香港的“民主”机构，以及加强对香港人权的保护等。这些项目都含有极强的政治目的，旨在香港培养反对派和激进“民主”人士，是对“一国两制”的严重挑衅。根据NED官网和环球网的统计，1997年至今，NED累计资助香港的反华组织约495万美元。事实上，由于大量此类资助并不通过公开渠道进行，因此美国实际支持金额理论上将显著高于已披露金额。此外，NED还长期与香港的激进分子密切联系。本次乱港的主要头目之一李柱铭，早在1997年就获得了NED颁发的“民主奖”（Democracy Award）。另一乱港头目陈方安生，也与NED保持密切的接触。可以看出，NED是本次香港骚乱背后的重要力量。NED在香港的频繁活动，暴露出美国政府通过挑动香港局势，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险恶用心。

除了插手香港事务外，NED还大力支持新疆、西藏等地的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2018年NED累计向3个和新疆相关的分裂势力组织资助66.9万美元，支持分裂活动。而在西藏问题上，NED的活动也十分频繁，2018年共向12个组织累计资助63.03万美元。这些数据都表明，美国政府一直利用各种方式试图挑动中国国内矛盾，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4.1.2  美国通过政治、军事等手段阻挠两岸和平统一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因此历来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动作明显增多，阻挠两岸和平统一进程。

政治上，美国于2018年3月通过了《台湾旅行法》。该法案规定，美国的政策应当允许美方所有层级的官员访问台湾，允许台湾高阶官员在“受尊敬的条件”下来到美国，与包括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的高官会见，并鼓励台湾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在美展开业务。《台湾旅行法》是美国遏制中国措施中的一环，意图将台湾作为对付中国的战略手段。这是美国自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之后通过的又一部与台湾直接相关的国内法。

军事上，美国近年来通过了《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2018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2018台湾国防评估委员会法案》等法案，在这些法案中，美国表示将大力支持对台军售，并让美舰继续通过台湾海峡。

美国近年来不断违反中美“八一七”公报规定，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违反一个中国原则。1982年，中美两国签署《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即《八一七公报》），这一公报和《上海公报》及《中美建交公报》并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开启对话和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础。《八一七公报》中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然而《八一七公报》签署以来，美国不但没有认真执行公报的规定，而且不断发生违反公报的行为。近年来，美国政府售台武器在数量、性能上都有大幅度的升级。2019年8月，美方拟向台湾出售总价约80亿美元的66架F-16先进战机及相关设备。美国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政府也已声明将对参与此次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美国军舰近年来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美国军舰近期分别于2019年5月、2019年4月、2019年2月、2019年1月、2018年11月、2018年10月和2018年7月等多个时间点航行通过了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美方应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消极影响。

4.2  制裁对华友好的国家，间接损害中国经济和政治利益

4.2.1  美国制裁委内瑞拉影响中委正常经贸往来

中国与委内瑞拉有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1999年，左翼领袖乌戈·查韦斯在委内瑞拉选举中胜出成为总统。就任后，查韦斯提出建立“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国内石油产业、增加居民福利等一系列措施。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迅速发展。2001年，中国与委内瑞拉建立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国与委内瑞拉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98年的1.83亿美元快速增长至2012年的238.4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41%，对委外贸总金额占对拉丁美洲的比重从最初的2%上升至9%，此后贸易规模因委内瑞拉爆发国内危机而有所下跌。2003年，委内瑞拉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出口原油，从2003年的44万吨，大幅增长至2012年的1529万吨，约占2012年中国进口原油总量的6%。此后，石油贸易数量整体保持稳定。

从直接投资看，中国自2005年开始对委内瑞拉进行直接投资，且规模快速增长扩大。2012年，中国对委内瑞拉的直接投资达26.5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拉丁美洲直接投资的32%。从行业分布看，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行业，2005年-2018年，能源领域的投资占中国对委内瑞拉直接投资总额的63%。房地产和交通领域也是重点方向，分别占投资总额的18.2%和5.0%。

美国通过制裁委内瑞拉、扶持亲美势力搅动委国内政治局势，加剧委内瑞拉经济困局，影响中委正常经贸关系开展。2013年查韦斯去世，副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接任，成为委内瑞拉新一任总统。2014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布伦特原油价格从2014年中的104美元/桶跌至2015年初的47美元/桶。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进而导致国内出现物资短缺，严重的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危机。美国借此机会对委内瑞拉局势施加影响。2019年1月，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议长胡安·瓜伊多宣布成为临时总统，并宣布挑战现任总统马杜罗的地位。随后，美国、日本等国表示支持瓜伊多的地位。委内瑞拉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国政府基于反对外国势力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和保持委内瑞拉大局稳定的角度，与俄罗斯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继续支持马杜罗政府。美国随后加大了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力度，对包括马杜罗在内的委政府多名高官展开制裁，撤销其赴美签证，冻结委政府在美国的一切资产。限制美国企业和个人与委内瑞拉公司进行交易，包括限制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向美国出口石油。在政治上，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委内瑞拉重新举行大选的提案，以期进一步搅动委内瑞拉局势。美国一系列举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剧委内瑞拉国内动乱，使委内瑞拉无力履行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协定，在客观上达到挑战中国在委经济利益的目的。

4.2.2  美国制裁伊朗伤害中国企业利益

伊朗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作为中东重要的产油国，中国和伊朗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2017年，伊朗向中国的石油出口达3115万吨，占中国当年原油进口总额的7.4%。而在2008年，这一数字曾接近12%。伊朗也是中国在西亚地区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国，截至2017年，中国在伊朗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36.2亿美元，在西亚地区仅次于阿联酋的53.7亿美元和以色列的41.4亿美元。

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重新制裁伊朗，搅乱伊朗局势。2015年，伊朗与伊核问题六方曾就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问题达成协议，即伊朗核协议。然而，2017年起，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2018年5月，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伊朗随后表态将不再遵守伊朗核协议的相关条约。此后，美国对伊朗开始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包括制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领导下的机构，切断其财政来源、限制美国和其他国家企业与伊朗开展商业来往、对伊朗实施外交孤立等措施。受制裁影响，伊朗原油出口明显下跌，伊朗经济遭到重创。2015年解除上一轮制裁后，伊朗原油出口曾明显回升，2016年回升至192万桶/天，2017年增长至212万桶/天，但受新一轮制裁影响，2018年伊朗石油出口再度下跌至184万桶/天。GDP增速也从2016年的12.5%大幅下跌至2018年的-3.93%。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导致中国企业受到了明显冲击。从历史上看，2012年，美国因为昆仑银行涉伊业务发起制裁，限制其与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2018年，美国再次制裁昆仑银行，尽管一个月后取消了部分限制，但目前昆仑银行仍然仅能够与不受美国财政部二级制裁的伊朗银行交易，且仅限于伊朗与中国双边贸易中的人道主义和非制裁领域的商品和服务。2018年5月，美国宣布对中兴通讯实施制裁，其理由同样是违规与伊朗相关的企业开展交易。中兴通讯缴纳了14亿美元的保证金，且相关业务遭到重大冲击，2018年大幅亏损69.83亿元人民币。

美国政府在伊朗问题上充分显示出其霸权主义特点。美国政府撕毁伊朗核协议在先，在伊朗开展反制措施后又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此后还将制裁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企业，实施长臂管辖。不仅对伊朗人民和伊朗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同时还影响了在伊朗正常开展经营的中国企业，伤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

4.3削弱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4.3.1  美国政府抹黑“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受到了沿线国家的大力支持。倡议提出六年来，已有127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但却持续受到美国政府的抹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自2018年以来在多个场合批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一带一路”是用“基础设施建设换取政治上的影响力”、“用外交方式建立的债务陷阱”等。

蓬佩奥的指责与实际并不相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债务问题，大多是通过展期或直接免除的方式来解决的，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中国才会在和债务国充分沟通的前提下收回抵押资产。美国独立智库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数据显示，在已披露合同金额的26个案例中，只有1个案例中中国公司采取了收回抵押资产的方式，金额约11亿美元，占所有已披露的债务协商总额的2.6%。“一带一路”倡议给沿线国家带去的是资金和发展机会，绝非债务陷阱。蓬佩奥不断抹黑“一带一路”，其目的就是在于将“一带一路”作为中美博弈的棋子，通过给其他国家施加压力，阻挠“一带一路”合作的正常开展。

5 国际组织与规则：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地位等，单方面施压WTO修改国际规则

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现实主义，在利益被触犯时不惜打破自己建立的规则和组织协定，如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退出巴黎协定、要求WTO修改规则等。美国在实力弱小时实行政治上的“孤立主义”、经济上的“门户开放”政策，韬光养晦式的低调发展赶超英国，在确立其霸权地位后，美国转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霸权主义”，并不断打压苏联、日本、欧盟等崛起。美国平时满口公平自由以全球道德标杆自居、关键时候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出尔反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崩溃服务于美国的现实利益。二战后美国积极建立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原因在于其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建立以美元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而在美元危机与美国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各国纷纷要求兑换黄金以至影响美国经济金融稳定后，美国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引发全球金融动荡。此外，特朗普还以巴黎协定“对美国不公平”、“让美国失去了数百万的工作岗位”为由，打破协定规定的2019年11月4日以后才能正式宣布相关退出意向，提前宣布退出协定。

当前美国对WTO等国际组织施压，因部分利益受损而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地位，单方面要求改变国际组织规则。1947年美国牵头签订《关贸总协定》（GATT，WTO前身）之时，美国作为工业及农业主要出口国，迫切希望促使各国降低关税，实现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事实上，截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均作为贸易顺差国对外输出商品及服务，但美国自身高消费低储蓄模式、美元嚣张的超发特权等根本性原因，导致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对外贸易顺差转为逆差，并不断扩大。美日贸易战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从日本转移到中国，美国因此试图打破其一手建立起来的WTO贸易规则，单边主义尽显。具体来看，美国阻挠上诉法官上任、以将WTO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为威胁，单方面要求：1）WTO对发展中国家“自我宣称”的身份认定方式做出改变，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不能再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2）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提出质疑；3）WTO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必须改变。美国还宣称：“如果美国贸易代表认为世贸组织并未在发展中国家地位改革上取得明显进展，美方可能单方面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进一步给出威胁清单，包括美方将单方面取消他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美国将发表黑名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协商采取措施，美国将不支持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合组织成员（OECD）地位等。

6  国际舆论：基本垄断西方媒体舆论，联合盟友共同诋毁中国国际形象

美国背景的大型传媒媒体已基本实现了对西方世界舆论的垄断，美国由此把控全球大部分英文媒体，并不断引导抹黑中国形象。1996年美国通过《通讯法案》修订案放开对大型传媒集团的限制后，传媒行业集中度迅速提高。据《世界十大传媒集团产业发展报告》，全球前十大传媒集团中，以时代华纳、华特迪士尼、新闻集团为代表的美国公司占据7家，美国基本控制全球大部分私营英语传媒机构，其结果是全球英文媒体的论调逐步统一。此外，由于传媒集团背后的实际控制人从属不同利益集团，因此舆论通常在内部层面就已经形成了导向，所谓“主流媒体”已成为利益与政治博弈的宣传工具。在此背景下，美国传媒集团的垄断给予美国威胁世界各国的能力，主流媒体在报导时经常选择性偏向美国利益。例如，经常购买美国武器的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因轻微改善女性权利而被西方媒体称为“民主先锋”，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带动沿边国家发展被形容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债务陷阱外交”。 

同时，美国政府实际上拥有舆论监管权并施压新兴社交媒体，用户实际发布内容均受到管控，推特、FaceBook均删除为中国发声的账户和内容。尽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通讯法案保证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美国不保护任何煽动非法行为或威胁国家安全的言论。因此，美国媒体及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实际仍受到美国政府的监管和影响。2019年6月中国香港部分激进势力和乱港分子在外部势力的推动下，借和平游行集会之名，进行各种激进抗议活动，新兴社交媒体上大量出现抹黑香港警察、歪曲内地和香港关系，以及大量由反华势力炮制的妖魔化中国的谣言。在此背景下，不少网友挺身而出理性辟谣。然而2019年8月美国社交媒体推特公司删除936个中国账户、封停20万个中国用户账号，理由是所谓的“散播假新闻，诋毁香港示威活动”，社交媒体FaceBook公司也以同样理由，宣布关闭7个页面、3个群组和5个账号。与此对应，妖魔化中国的谣言信息、极端账户依然在推特和FaceBook大行其道。此外，美国政府还联合加拿大、英国等盟友，共同针对中国，意图使中国处于国际舆论的被动地位。针对中国香港问题，在美国的煽动下，加拿大、英国等政府频频公开发言，在舆论上制造中国香港激进抗议等暴力事件仅是和平集会的假象，呼吁中国政府应给予中国香港和平集会的自由，干涉中国内政。

7中美大博弈：终极猜想

美国已全面发起对中国经贸、金融、高科技、地缘政治、外交舆论等领域的打压，尽管存在阶段性缓和的可能，但中美摩擦的本质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崛起大国的战略遏制。美国以公平贸易、国家安全等作为幌子，在实际利益受到威胁时，自由贸易和民主政治的价值观让位于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一场权力的游戏，是赤裸裸的实力竞赛，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文明的冲突、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都是幌子，国家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地理位置、思想文化等因素均服务于大国博弈。美国打着贸易摩擦的旗号，剑指中国经济崛起和产业升级，尤其是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战略遏制和“围猎”，试图重演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是过去十多年美方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的延续和升级，服从于世界政经局势、社会意识形态演化以及中美关系变迁，是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和领导权更迭的必然结果。

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回顾15世纪以来全球霸权更替，16对守成国与崛起国关系的结局最终可被总结为四类。其中，两国之间经济实力爆发激烈的对抗为常态。具体来看，历史上守成国成功遏制崛起国案例5个，守成国衰落且新兴国崛起案例9个，而冷战和合作共治案例均只有1个。按照中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由小到大，有四种可能结局：

1）中国被遏制，美国维持世界霸权，如美日贸易战。这种情景只可能出现在中国错误应对的情况，如改革开放倒退，重回闭关锁国，采取大水漫灌应对经济下行。当前的中国正加快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展三大攻坚战，风险在逐步释放，且中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不是日美间的附属关系，因此第一种结局不太可能出现，但也要警惕日益抬头的极左思潮。

2）中美脱钩，形成两大阵营，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美苏对峙。当前美国正利用其金融、科技等优势，试图切断中国高科技发展所需的关键零部件和科技人才交流活动。历史上，美苏最终成立两大阵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冷战，两国经济、政治、文明、军事均基本处于对立且脱钩，对两国乃至世界人民福祉均造成伤害。中美应尽量避免两国走向对抗甚至脱钩，当前来看中美全面爆发冷战的可能性较小。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美国难以通过冷战拖垮中国，只会两败俱伤。第一，中国经济实力相对强于苏联、中国经济结构相对苏联更加完善。2018年中国GDP总量已相当于美国的66%，且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链，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上升，新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的贡献提高。第二，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优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后开放程度不断加深，2018年以来改革开放进一步加速，通过敞开怀抱推动改革开放。第三，中国不断融入全球，与全球经济高度融合，全球化发展至今中美已分别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分工，打破基于比较优势的价值链分工只会降低生产效率和推升生产成本，导致两败俱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必然会损害美国自身尤其是中低收入消费者利益，同时也将遭到国内部分受益于全球化的利益集团的反对，如金融、科技部门。特朗普采取对内减税、对外加税等方式试图引导制造业回流美国，但是短期内美国制造业缺乏必要的劳动力供给，工人成本上升，与中国脱钩后难以从全球其他国家采购到当前物美价廉的商品。

3）中美合作共治，形成以中美为核心的G2集团，如德法推动欧洲一体化。以德法为主导推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倡导合作共治，将国家内嵌在更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体系中，能够使得两国保持整体的均势与平衡。二战后为了避免“邻国崛起的噩梦”，欧洲各国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决定携手推进一体化进程，从贸易一体化到货币同盟，通过合作共治加强欧洲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基于规则的谈判磋商来解决欧洲经济的发展问题，使得欧洲享受了70多年的和平与繁荣。中美可参照基辛格的“均势”思想，在均势体系中尽可能多地寻求中国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尽可能从多方面建立亲密的国际关系，建立重叠的联盟体系，并运用影响力缓和交锋双方的诉求，以前述手段防范反对均势的挑战”。未来可通过中美共治，形成以中美为核心的全球共治，通过吸纳核心成员国扩大中美共治影响力，成员国间通过定期投票推出轮值主导国，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当前中美GDP占全球40%，中美人口占全球25%，中美可通过合作共赢，建立以中美为核心的G2集团，通过基于规则的谈判和磋商来解决问题。

我们同时还建议中方摆脱被动接招应对，主动提出与美方积极推动建立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一方面，中美自贸区能实现中美互利共惠。自由贸易有利于促进国际分工、发挥中美两国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实现双赢，而且自由贸易天然有利于制造业大国，这在欧元区、各自贸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均表现明显，中国是过去40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德国是欧盟的最大受益者。从理论上也成立，中国劳动要素成本整体低于美国而且制造业产业链更完整，中美自贸区能够实现双赢，同时也是中国自身发展及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因此，建立中美自贸区将有助于化解中美贸易摩擦，化干戈为玉帛。继中国20世纪80年代设立特区、2001年加入WTO之后，建立中美自贸区将开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助力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另一方面，中国主动提出自贸区理念，能在国际舆论中占据优势。中方应该高调宣传愿与美方共建自贸区的意愿，让美方回到谈判轨道上，美方也应该受规则制约。此外，中国还应积极联合东盟、拉丁美洲美、非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欧盟、日韩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和自贸区谈判，寻求WTO等国际协调机制，避免贸易摩擦升级扩大。

4）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如历史上大部分的霸权国家与新兴崛起大国。只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坚定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的伟大复兴。中美贸易摩擦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军事实力等领域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减少投资限制、降低关税、保护产权、国企改革等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时，我们也要清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优势，新一轮改革开放将释放巨大红利，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近14亿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群）；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距离发达国家仍有20个百分点的空间，潜力巨大；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人，每年大学毕业生有800多万人，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释放巨大活力。

中国应尽量避免中美关系走向第一种和第二种结局，而尽量将中美关系向中美共治、中国崛起的第三、四种结局努力。美国绝不会拱手将世界霸权的主导权让出与中国共治或接受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因此中美大博弈仍将具有长期性和全面性。只有中国在长期的正确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进，在中美双方都认识到双方斗争只会两败俱伤的情况，美国才可能不得不接受中美共治、中国复兴的事实。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一场权力的游戏，是赤裸裸的实力竞赛，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文明的冲突、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都是幌子，国家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地理位置、思想文化等因素均服务于大国博弈。

历史是有规律的，凡是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民族，就会不断壮大。凡是固步自封、自以为是、阻碍时代潮流的国家，不管多强大，都必将走向衰败。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在于自身，其应重点关注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美元特里芬难题等。当年美日贸易战，美国不是赢在遏制日本崛起，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的成功。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同，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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