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目前已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然而，进入2018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回落，居高不下的房价、低迷的股市以及互联网理财的连续“爆雷”导致居民消费意愿有所下降，这引发了市场对消费降级开启的讨论和担忧。对此，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表示，我国消费升级与降级并存，从长期看消费升级仍有较大的空间，但消费升级速度将放缓。扩大居民消费应当从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两方面入手，需要减税并优化税制、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对低收入的转移支付、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完善社保体系、开放服务业市场、提高中高端产品质量。
记者：我国目前消费的整体状况如何？
任泽平：让数据说话。首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社零”）增速下行。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速有所放缓。我国经济增速换挡，结束了高速增长阶段并逐步构建新的中高速增长平台；居民收入水平也呈现出增速换挡的态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从2008年的14.5%下降到2017年的8.3%和2018年前三季度的7.9%，实际增速从8.4%下降到2017年的6.5%和2018年前三季度的5.7%。第二，我国处于金融周期顶部和流动性退潮过程中，P2P“爆雷”、信用债违约、大股东股权质押风险、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股市下跌等风险暴露，流动性退潮，财富效应消失。第三，居民加杠杆买房，居民杠杆率、负债/可支配收入比迅速攀升，挤占消费。同时，未购买商品房的居民在增加储蓄为购房做准备，降低其他消费，即房地产带来的流动性紧缩效应。
其次，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走势均与社零消费大体一致，整体也呈现下行趋势，但是今年回升，与社零增速短期不一致，主要受医疗保健支出增长带动。从各项支出看，今年消费增速中明显加快的是医疗保健支出，其他支出如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速下行。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源于我国的医保体制改革，更完善的医保提高了居民的就诊率。
再次，最终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放缓，消费率在2010年见底后回升，但与发达国家比仍有较大差距，投资率依然偏高。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但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始终没有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率一直处于偏低水平，特别是2000年到2010年间，居民消费率从46.7%持续下滑至35.6%的历史低点，2011年后虽有所回升但仍处于相对低位，2017年为39.1%。这种局面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占比偏低、社保福利体系不健全、贫富差距拉大等导致居民消费未出现实质性大幅上升，政府和国企通过投资刺激经济的增长模式具有路径依赖，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刺激投资更能迅速扩大总需求，投资率偏高。
最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有所提高。近年来我国消费的贡献率上升，2017年为58.8%，因为投资增速放缓速度快于消费，消费的相对比例上升，对经济的拉动有所上升。2018年前三季度实际GDP累计增速6.7%，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为78%，为2000年以来新高，拉动GDP5.2个百分点，高于去年同期的4.5和去年全年的4.1。
记者：有人提出消费降级之说， 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观点的？如何界定消费升级和降级？
任泽平：消费包括消费规模、水平和结构，消费升级主要侧重消费水平即消费品的质量提高、消费结构改善即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提高。消费规模即消费总量和增速，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消费增速较快，居民更重视消费数量的满足，在人均GDP达到一定规模后，GDP增速下行，带动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放缓。此时居民追求的不再是消费品总量和增速的扩张，而是质量和结构的改善。消费水平即消费品的质量。消费结构即居民消费中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与教育、医疗、旅游等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比例关系。因此，消费品质量提高和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提高，即是消费升级。因收入下行甚至负增长、负债高企等导致消费更低劣的商品、减少发展型消费而增加生存型消费，就是消费降级。
事实上，我国是消费升级与降级并存。长期看，消费升级趋势仍在继续，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至30%以下，医疗、教育、通信等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上升，服务消费占比提高至40%以上。短期看，部分中低收入者消费降级，流动性退潮叠加刚性负债高企、房租和医疗价格大幅上涨，消费降级，集中体现在娱乐文化消费占比较去年下降，集中于中间阶层人群，如加杠杆购房的高负债中产白领和一、二线租房的城镇职工等人群（既无财产性收入，又无类似最低收入人群获得的财政转移性收入保障）。根据五等分收入划分，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速逐年上升，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收入增速持续下行，其中2017年增速最慢的是中等偏下入户，为7.3%。此外，贫富差距连续两年上升，城市能级之间、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消费分级特征明显：奢侈品消费全球第一大国与拼多多盛行于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并存；高品质汽车消费高增长与中低档低增速乃至负增长并存；高端白酒价格持续上涨与低端白酒竞争激烈并存。上述现象需高度重视。
记者：消费运行有何规律？ 您如何看待我国消费的发展趋势？
任泽平：我们可以参考美国和日本消费的变迁规律。
二战以来，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增速经历了由高速向低速的增长阶段转换过程，这一过程与美国GDP增速的轨迹大体一致。目前，美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水平大约在2%左右，个人消费增速也整体保持在2%附近。但是，消费占经济的比重逐步提高，2017年最终居民消费支出占GDP为69.1%。
从结构上看，美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恩格尔系数逐步下降，从1929年的21%逐步下降到当前的7.2%；发展和享受类消费占比逐渐增加，其中医疗、休闲娱乐等占比提高到17%和13.7%；伴随收入的增加及老龄人口增加，服务类消费占比从1929年43.4%稳步提升至68.8%。美国的经验表明，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时，增长阶段面临转换，此时消费增长的速度也会相应下行，但消费升级仍在进行，升级速度放缓，处于高水平的均衡。
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上世纪60至70年代居民消费增速快速上升。80年代初，日本经历增长阶段转换，GDP增速和居民消费增速有所下行，但整体速度仍然较高。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进入“失去的20年”，其间经济增长近乎停滞，消费增速也下降至零附近，且在一些年份出现负增长。同时日本老龄化加剧，使得日本人的养老负担增加，挤占了其他消费支出。
从结构上看，二战后日本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平成金融危机的24%左右。90年代以来下降幅度很小，且近几年因消费税提高、“家庭小型化，从在家做饭转为外出就餐”的生活方式改变、餐饮娱乐化，食品支出占比上升，2017年为23.9%，为1990年来的次高水平，消费升级趋势接近停滞。日本的发展经验表明，消费随经济增速下行而下行，但消费升级必须要以一定的经济增速为支撑，零增长或者负增长的环境下消费升级可能停滞。
从美国、日本等国际经验看，消费与经济增长一样，存在增速换挡的规律。第一，GDP增速下降，居民收入增速下降，消费增速下降，但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上升。第二，伴随经济增速换挡和人均GDP扩大，消费结构升级，恩格尔系数下降，发展享受型消费。第三，实物消费占比下降，居民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提高。第四，随着人均GDP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总体下降。我国当前恩格尔系数刚低于30%，高于美国（7%）、英国（8.1%）、德国（10.6%）、韩国（13.3%）和日本（25%），从长期看消费升级仍有较大的空间，但消费升级速度将放缓；体现实物消费的社零增速下行，但服务消费上升导致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上升。伴随收入差距的扩大，消费分级特征明显。随着我国人均GDP不断增加，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总量和增速的扩张，而是质量和结构的改善。
记者：十九大报告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您认为如何扩大居民消费？
任泽平：在逆全球化抬头及投资疲软的背景下，消费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是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扩大消费需要从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和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出发。循此路径，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减税、增加转移支付、加快土地流转等提高农民收入。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将有效提升居民消费。在我国居民收入增速近年来整体放缓的背景下，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显得尤为重要。一要降低个税、增值税，完善消费税。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增加基本扣除额和专项附加扣除，降低个人所得税，按照物价水平动态调整基本扣除额，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增值税税率，增值税为流转税，本质是对消费征税，降低增值税有利于降低商品价格，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完善消费税，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产品纳入消费税税目并提高税率，同时将已成为大众消费品的部分产品不再征收消费税。二要加大政府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在落实全面、精准扶贫的基础上，加大对城乡低收入人群的保障。三要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不断推进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流转，探索实施农村宅基地的流转。
第二，增加财政对社保的支出力度，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增加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受预期影响较大，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关系密切。目前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居民对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的预防性储蓄较高，反映出我国社保体系仍存在较大改善空间。改善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财政供养人员和基建支出比例，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养老、医疗的比重，使居民消费无后顾之忧。
第三，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加快落户。城镇化将释放潜在的需求，尽快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解决子女教育、医疗等问题。
第四，从供给端发力，优化供给结构，进一步提升高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提升中高端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质量，使大量的海外购物和奢侈品消费回流本土市场，满足中高收入者的需求，同时促进产生升级。
第五，放宽旅游、文化、医疗、养老、教育培训和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鼓励民营机构参与竞争，加强标准建设和有效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