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将是考验央行智慧的一年。由于非洲猪瘟的影响,中国的生猪存栏量出现了近2成的下降,猪肉价格上涨甚至大涨是几乎可以预料到的事情。而猪肉价格在CPI统计中权重很大,这意味着今年的CPI指数上涨或将超出预期,年初制定的3%左右的涨幅能否控制住,存在很大疑问。于是,不少人就认为,今年注定要通货膨胀,加息或将成为央行的一个选项。那么,今年会加息么?今年要不要加息呢?
对此,东方经济学创始人傅海棠先生认为,猪肉价格上涨造成的CPI高企,并不意味着就是通货膨胀。因生产端缺口造成的供应紧缺导致的物价上涨,不能靠加息来缓解,而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扩大供给。
一、物价上涨非通胀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物价上涨等同于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是经济过热的标志,加息是抑制通胀的万能良药。对央行而言,控制通胀是其首选目标之一,所以,见物价上涨,则必将加息。
这种理论是错误的,而且错的离谱。央行的加息抑制通胀,是一种南辕北辙的行为,而且是错误的选项导致了错误的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通货膨胀的定义。一般认为,在货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从而导致现实购买力大于供给,由此引发货币贬值,物价出现持续上涨。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看来,通货膨胀的实质是社会总需求远大于社会总供给 ,所以物价必然上涨。而在货币主义经济学中:当市场上货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就会出现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导致购买力下降,这就是通货膨胀。其理论方程就是:MV=PT。
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是:货币发多了,会使购买需求增加,而供给跟不上,于是物价上涨。在这个逻辑链条中,物价上涨是表象,根源在于货币发行超过实际需求。
在这样的假定下,当货币发行数量大一些,货币就“溢出”了,就会立即形成购买力,赶紧把钱花掉。在花钱的时候,一定会推高价格。而且,钱多了的人,是不会再去干活的,社会生产就跟不上了,所以需求才会大于供给。如此,他们的逻辑就得到了完美的解释:货币超发,势必导致供不应求,这就是通货膨胀必然引发物价上涨。
按照这样的逻辑,解决之道也很简单:加息、收回流动性,让货币迅速回归储蓄,有钱人不去投资,而是回归银行。社会上的货币少了,购买力就下降了,物价自然就降低了。
但物价降低了,经济也萧条了,历史上无数例子都是这样的。
如今,傅海棠先生的观点是:物价上涨,主要是供给端出了问题,采取的措施,理应是扩大生产、提高供给、满足需求,这样才能让物价有效下跌。西方经济学的误区在于缺乏对物价上涨的足够认知。
二、物价上涨两大成因
傅海棠先生认为,物价上涨,不等于通货膨胀。因为物价上涨有两种原因:
第一、供给不足造成的物价上涨。如果社会需求稳定、或者社会需求上升,但社会供给不足,这将导致物价上涨。因此,要研究清楚供给不足的成因。
第二、需求过旺造成的物价上涨。如果社会供给稳定、或者社会供给上升,但需求增加较快或者需求急剧扩大,也将导致物价上涨。此时,要研究需求扩张的成因。
由此看来,供求失衡是一体的,主要有两种情形:
1、由于自然灾害、社会活动异常造成的供给断崖式下跌,由此造成的产不足需而引起物价上涨。这种供给阶段性断崖式下跌,必然会引起价格上涨,但随着灾害和异常的消除,供给终究会回到正常渠道,价格还是会回落。所以,对于此类价格上涨,可理性看待,无需恐慌,采取的措施也应有所不同。
比如,2018-2019年中国的生猪养殖行业遭遇非洲猪瘟,生猪存栏量显著下降,由此导致猪肉价格上涨甚至涨幅很大,这与通货膨胀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因为猪肉价格涨导致CPI高企,就匆忙去加息,要抑制通胀了,岂不贻笑大方?
可是,这样荒谬的事情,历史上就确实发生过。比如,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石油危机,都引发了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1973年,第四次中东危机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在1973年12越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将油价从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1978年,两伊战争导致原油从1979年的13美元涨到1980年的34美元;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原油价格急剧上升到42美元。
面对石油价格暴涨引发的物价上涨,美国和日本央行就如影随形地加息。1973年12月,日本的贴现率从7%提高到9%,1974年4月,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9.5%提高到11%。高利率引发了经济危机,随后央行又开始忙着减息,到1976年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最低降至4.75%,日本贴现率降低到6.5%。
到了1978年的时候,原油价格确实从13美元涨到了34美元,但这是由于特殊的战争原因引发的供给断崖下跌,物价上涨是不得已的,输入型的,这已经导致国内生产出现严重问题,此时,美日央行竟然不顾一切地加息。日本央行的贴现率从3.5%骤升到9%!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又开始上升,到1980年5月,最高达到了15%!
两次石油危机、两次油价暴涨、两次物价上涨,两次所谓通胀,两次持续加息,都对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
时间在推移,世界在发展,世界领导人也在进步。1991年的石油危机后,经济很快下滑,此时,国际能源机构启动紧急计划,每天向市场提供250万桶原油,很快稳定了原油价格。这一次,世界各国央行都没有再加息,反而处于降息周期中。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1989年的9.75%降低到1992年的3%,日本从1990年的6%降低到1995年的1%。
但是,如果再追究,1989-1990年的高利率又是怎么来的呢?1987年的时候,日本央行贴现率一度降低到2.5%,但由于房地产火热、股市火热,日本央行错误地认为物价高涨、通胀严重,为了遏制泡沫,不顾一切地疯狂加息,短短一年时间贴现率就提高到6%。加息严重打击了流动性,日本股市率先崩盘、日本地产随后崩溃,等到后来发现问题严重开始降息,已经来不及了,日本经济由此开启了长达20多年的低迷期。
前车之鉴,殷鉴不远。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早已昭示了中国面临“猪周期”时的策略选择:不能因为猪肉价格上涨而去加息,因为这是暂时的、周期性的。此时的政策选项应该想办法扩大猪肉供给,其中包括海外进口、国内替代、国内扩大生产保障猪肉供给等。
2、供给保持平稳,但社会需求发生异常或者扩大,由此造成的物价上涨。这样的上涨,是由于需求扩大,有特殊原因,要分析其内因。
一种情况,是社会传闻引发的需求异常,包括囤积需求扩大等造成的。比如,中国是一个产盐大国,盐的供应根本不是问题,但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引发核电站泄露后,社会盛传食盐供应紧张,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抢盐大潮,超市里的食盐被一抢而空,更有不法商人囤积居奇高价抛盐赚取暴利。如果不加分析,由此认为物价上涨而去加息,岂不荒谬?所以,当时中国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做好舆论宣传工作,打击囤积居奇,扩大食盐调运,很快就平息了物价,一些人抢到的能满足20年食用的盐,变成了笑料。
另外一种情况,则是社会供给本来正常,但社会需求持续上升造成的。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社会消费需求扩大而生产供给尚未满足需求,此时,应该及时采取措施,迅速扩大生产,满足社会需求,万万不能通过加息去平息物价。
这种情况,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曾多次遇到过,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但解决之道却未必合适。比如,1988年的价格闯关,茅台酒的市场零售价从20多元涨到290元,猪肉价格上涨50%,蔬菜价格上涨34%,引发社会恐慌性抢购,1988年7-9月,全社会储蓄存款下降300亿元,大量资金涌入市场抢购。当时,国家出台的政策除了抑制收购价格上涨之外,还包括压缩基建规模、大幅度提高利率开办储蓄保值贴补,确保三年以上存款利息不低于物价上涨幅度,从而大幅度回收流动性。
现在回头看,当时最应该采取的措施应该是扩大生产、提高供给,而不应该提高利率。1988年,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从7.2%提高到8.64%,1989年2月进一步提高到11.34%,而三年期利率则从9.72%提高到1989年的13.14%。随后,由于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经济一度陷入萧条。利率又开始下行。1991年4月,一年期存款利率降低到7.56%。
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再次膨胀,社会经济活动再次如火如荼,供给又不能满足需求,物价再次上涨。此时,我们采取的措施还是继续加息,到1993年7月,一年期存款利率达到10.98%,三年期利率达到12.24%,如果加上保值贴补,三年期存款的最高利率曾达到25%。
中国当时的这些加息举措,其实还是在模仿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西方经济强国的做法,对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危害。要一直到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央行的利率决策才逐渐摆脱了西方经济学的影子,具有了独立性和前瞻性,并有利促进了中国经济长达20年的持续繁荣。
三、加息是最坏的选项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导致物价上涨的原因,要么是供应不足、要么是需求过旺。而供应不足,需要扩大生产、扩大进口,从而满足供应。如果需求过旺,更是难得的好时光,应该进一步扩大生产提供供应,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要扩大生产满足供应,就需要有资金支持。要有资金支持,当然就应该降低利率、扩大投资。所以,降低物价的唯一选项,应该是降息而不是加息。事实上,按照东方经济学的理论,加息是对经济破坏最大的选项。在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加息则是最坏的选项。
为什么呢?这要从加息导致的资金循环链条说起。
加息,是提高资金的价格。傅海棠先生认为,利息是货币的租金,利率是货币的价格。货币有租金,因为货币紧缺。硬通货时代,货币便于储存,所以流通性不足,为了鼓励货币流通,才出现了利率,让有钱人把货币拿出来去促进生产。
但加息的后果是什么呢?
1、加息使得有钱人越来越有钱,穷人愈发没钱。道理很简单:一个社会中,80%的钱总是集中在20%的人手里。利率越高,则富人钱生钱,钱自然越来越多。利率无论怎么加,穷人钱总是少的,购买力总是不足的。如此,则社会上必将形成食利族,会有很多有钱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这将损害社会生产的积极性。
所以,加息,损害的是穷人的利益,扩大的是富人的收益。按照富人经济学的理论,的确应该不时加息,这样,可以确保富人的利益。如果按照东方经济学的理论,加息是一个在现代社会完全不应该有的选项。
2、加息提高了融资成本,降低了社会创业积极性。企业运营、个人投资,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有资金,总要从社会上筹集资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银行利率事关创业者的资金成本甚至企业经营成本。过高的利率,造成了融资难、融资贵,加重了实体企业的负担,会大大降低社会创业的积极性。
3、加息会抑制了生产扩大,终究导向经济萧条。如果利率高,会打击实体经济,会滋生食利阶层,最终导致社会供给不足。2016年,中国一位上市公司老板转让公司股权后,获得了近20亿元资金,他只是将资金在不同银行购买理财产品,3年后就获得了超过近5亿元的利息。如果这样的示范效应蔓延,哪还会有人去热衷生产,大家把资产和股票都卖掉,等着拿利息就可以了。对普通民众而言,利率如果呈现上升趋势,则今日少消费100元,明年就能多出10元钱,则消费也会减少。如果生产减少,消费也减少,最终必然导致萧条。
4、因个别行业供给不足造成的物价上涨,更绝对不能加息。比如原油紧缺、蔬菜紧缺、粮食紧缺、生猪紧缺等等,对经济全局都有一定影响,一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会引发连锁反应,最后导致全社会物价水平整体升高。要知道,这不是通胀,而是个别行业的局部性问题,是暂时的、周期性的、阶段性的,要采取措施,恢复这个行业的供给,以便其价格的稳定。如果因此而加息,就会毙敌一千、自伤八百,虽然稳定了价格,却可能累及所有其它行业——当某一局部出问题的时候,正应该其它行业加紧生产满足需求,结果央行加息,让这些行业资金匮乏,无法扩大生产,最终导致全社会经济活动衰减,对经济造成更大伤害。
所以,傅海棠先生说,繁荣总是源于货币宽松,萧条总是源于货币紧缩。加息,是货币紧缩的手段,也是经济萧条的根本成因。在任何环境下,加息都是最坏的选项。
四、减息才是最佳选项
加息不是选项,减息才是根本。这就是东方经济学的货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的基础,是来自对货币本质的透彻认识。
货币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货币本来就只是一个符号,是为了用于交换,没有人在乎钱是什么形态的。所以,最佳的货币,绝对不是金银,而应该是纸币,更进一步,是电子货币。
为什么金银等贵金属曾称为人们理想中的货币?是因为它的稀缺性吗?不是,是因为它的不可简单复制,具有了类似于今天的防伪功能。所以,贵金属凝聚了信任、信心。
但贵金属的开采有成本、黄金白银又一度无任何实际价值,所以,人们浪费大量劳动在挖掘金银矿上,将金银视为财富的象征,完全是不得已的错误劳动。
当代社会,已经实现了纸币的防伪功能,黄金白银的价值一落千丈。最好的货币,一定是无成本的。印钱无成本,大大方便了央行调控,也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
既然货币发行成本等于0,货币供给无上限,所有人的货币都记账在银行成为数字,储存实物的纸币非但不能增值还会贬值,所以,社会利率应该降低到0。只有这样,才能消灭食利族,才能更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
所以,生猪紧缺造成的物价上涨不是加息的理由。猪肉价格上涨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让企业加强防疫,与瘟疫做斗争,提高技术手段,恢复生猪生产。事实上,俄罗斯出现非洲猪瘟之后,经过长达八年的奋斗,也没有根除疫情,但全国的生猪存栏量却是上升的,主要原因就是规模化养殖场增多,生猪养殖集中度上升,大猪场抵抗疫情的能力提高,从而满足了社会需求,也没有造成猪价的过度上涨。
俄罗斯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在猪肉价格大涨之前,就提前做好准备,加大进口、做好储备、提高养殖集中度。当猪肉价格上涨导致物价上涨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个别行业的阶段性问题,不是通货膨胀,不需要去加息,反而应该做好宣传工作,让民众理解物价上涨的根源,消除对物价上涨的恐惧,同时应该做好流动性管理,保障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
这样,在必要的时候,若猪肉价格上涨导致CPI指数走高,央行或许应该采取措施适当降息,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