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20年前，一般的中国人想要的是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和一块手表。80年代这张单子上增加了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和其它设备。现在90年代,再去预计下一张民族“愿望单”也许很困难。但可能包括一台放像机。一套音响系统、空调和移动电话,对许多高收入者来说还有一辆汽车。
人们该怎样从经济观念上来揩述中国呢?单纯的统计数字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力.它表明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公司。一个有12亿消费者的市场,一个有7亿人口的劳动力大军,一个1994年以13%的速度增长的经济(相比于美国的3%的增长率),更不用说从发达国家几乎每个角落涌入的亿万投资资金。
经济学家们预测,由于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到本世纪末,其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可达约9%。但这一发展速度一点也没保证,发展的道路也许并不平坦。相伴而来的迅猛通货膨胀,起起落落的国际看法以及基础设施,都使任何理性的观察家想系紧安全带,戴好防护甲。
15年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发表了一次历史性的讲话,激发了一场经济革命。邓先生简单地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了这些话.并发动了一场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运动，帮助引导现代中国社会走向他所说的“小康社会”。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一片混乱.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领导人在此之后发现中国已完全与世界发展相隔离。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1952年第一次开始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生活水平一样低。
1978年,国家统计公报说“肉食、家禽，饲料和其他粮食短缺……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大多数粮食,甚至从自行车到洗衣粉这样的消费品都采用配给方式供应。
但到1992年,分配券已经取消、肉类、蛋和饲料的人均产出分别为25公斤、8公斤和令人吃惊的380公斤，与国际水准相平。
邓先生说,在改革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的话现在已成事实。
1994年，经济增长迅速,产业多样化发展信心十足。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变,神奇般地提高了生活水平，尤其是较发达地区更是如此。
名年以前,当我刚做美菱公司的业务员时,我记得和一位渊博的华尔街人士谈到瑞士银行家。我尤其记得这句话:“如果你看到一位瑞士银行家跳出窗外,你就跟着他往外跳。他不仅可以软着陆,而且还可能以这种方式赚到钱。”显然是一句夸张的话,但这中间不无真理。
最近，瑞士三家最大公司之一的瑞士银行公司宣布进一步进军中国,在上海建立其在中国大陆的第二家代表处。
瑞士银行驻北京代表处的一位发言人以瑞士人持有的沉默态度指出:“这是个明显的信号,我们的银行想在中国扩展业务。”
如果作为榜样的瑞士银行家想跳入中国，为什么我们不同样做?我们应当更多地进入中国吗?时机如何安排?
作为一名长期的华尔街交身商,我已被训练成这样:在我开始谈盈利潜力之前,我认为先谈谈涉及的风险更合适。
（1)我们只看到中国在过去15年的增长，在进行大规划时,这只是非常短的一段时间,不足以得出长期推论。
(2)中国的基础设施不具有配套性。经济腐败和丑闻看来很猖獗。尽管政府看来有进行整顿的决心,但人们会问,他们有经验和人力来恰当实施这项工作吗?
(3)我经常被要求挂牌做中国的商品和期货市场的业务。抛开众所周知已经确立的交易所,如北京、上海、深圳和郑州的交易所,以及南京新成立的石油交易所不谈,人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中国的交易所对自已的未来感到迷惘和不确定。目前，中国估计已有超过100家的交易所和远期市场,8万多家农贸市场和交易集市在朝全国化发展。
(4)中国合同的法律效力总体来说达不到标准。这些标准在许多国家被认可,是持续追求重大业务目标的基本保证。
(5)除了在控制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过松上的重大努力外,影响经济和经莒环境稳定的障碍仍然存在。在不久的将来能否控制住它们还很不确定。
中国幼稚的商品期货行业面临成为其迅速的、无节制的扩张结果的受害者的危险。商品期货市场在全国兴起，它的增长既无组织又重复建设。
中国花了5年的时间来建立商品期货交易。现在,在北京、南京、上海、深圳和郑州的交易所里,主要交易的合约有谷物,其它农产品和食油,石油和金属合约。但除了这些已经建
立的交易所外,还有大量新建的期货交易所，它们导致的结果是同一商品期货有多重市场。据报道,该国有20多家官方批准的批发市场和所谓的期货交易所,另有30多家即将开业或正在计划之中。
中国主要商品交易所
一些当地掌权部门想当然认为,建立自己的期货市场叫，以使当地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他们常常是同一个人)富裕。同时，很强的地方保护主义使一些地方政府将外来产品排斥于他们领地之外。尽管北京再三重申期货交易所和公司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一些地方政府仍旧声称有权批准成立。
直接投资于中国公司是非常困难的。至1994年3月,仅有48家公司允许向外国人卖特种“B”股(1991年开始)。相反，国际投资者已瞄准香港,它的股市上有许多公司与中国有业务往来。过去的两年里,与近来国际股市下跌之势相反,那些包括寻找“中国概念”在内的投资者们推动香港股票大幅上涨，使许多完全致力于中国的共同基金在这一时期为股票持有者获得了巨额回报。
参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只有到上海和深圳的幼稚股票市场上买进卖出这一种简单的方法,还有许多其他的方法可供外国投资者选择。
这些途径包括一些封闭式投资公司和越来越多的开放式基金。它们的全球或仅亚洲资产组合一直在买进中国概念股。一部分中国公司的股票已经在NYSE挂牌上市，随着中国朝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制发展,很可能在纽约和香港进行额外的公开发售。简而言之,至少在目前,西方投资者参与中国投资的最合适地方是通过共同基金。
另外还有一条途径让西方投资者叁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但这条路风险更大,需要更多的知识和金钱。中国正考虑一条新解决办法,吸引外国投资来解救即将倒闭的国有企业,包括将它们的产权完全出售。中国想让资本雄厚的公司(所谓白色骑士企业)接管不健康企业。问题在于,愿意或能够对这些企业进行投资的公司中,有毛病的企业比健康的企业多得多。
展望21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实际上是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的公司,它们生产附加值很高的产品,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东西,如纺织品或钢铁。从长远看,中国需要的是我们称之为“中等技术”设备的企业,如高能工厂、炼制厂、现代钢铁厂、电子工厂和汽车厂,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译者注>可以向中国提供这些东西。
结论:1997年后的香港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果你问5个不同的香港观察家，你会得到至少6种不同答案。
让我们努力将事实和逻辑与传闻和臆测区分开来。
你当然不可能在考虑1997年后的香港时,不去想想中国。中国明显缺少(可能在以后的几年中)一个组织良好的基础设施、法律和合同的约束、自由兑换的外汇休制以及顺畅的通讯,这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业务中也是如此。
因此,对国际上的大部分投资者来说,香港将继续担当进入中国大门之任,并从远东进一步的经济扩张中受益。这样做比直接卷入中国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要小。事实上,如果一个人能够开发出一套好的多国战略,香港能成为每个人追求的“中国概念”的可行解决办法。
香港的许多股票,尤其是银行业和中高技术业都极深地卷入了中国,他们的增长和获利性与大陆相联。显然,又一个潜在“中国概念”。
由于香港接近中国及其与中国之间的亲密关系,香港能在中国的金融,机械工程和建筑业的扩张中进一步受益,这表明一个健全的管理良好的固定资产开发.机械工程和建筑筹划的考虑是有益的。
随着1997年的临近,香港对中国的边界可能扩张,香港越来越大,并进一步发展。香港总体的扩张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增加;而人口的扩张，尤其是中国大陆人口的挤入,会使香港产生额外的社会问题。同时,中国大基建项目的渗入,使香港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不仅是需要高层次的劳动力,还需要低层次的劳动力,大陆可以提供这些劳力。
最后,香港政府和行政部门可以失去一些在前1997英国行政管理部门运行下的效率和良好秩序,从而使管理健全良好的香港私营金融和服务行业公司更具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