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挑战越大，越要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企业体制机制改革的目的和意义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混改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之一。

混改将成为国资国企改革的突破口

从政策导向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把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在17项工作中，把“混改”放在第一条。

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今年两会作出新的部署。政府工作报告在明确今年发展主要目标及下一阶段工作总体部署时提出：提升国资国企改革成效。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基本完成剥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企要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提高核心竞争力。

在5月24日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赵辰昕提到，今年，会制定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意见，深入推进已经公布的四批210户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赵辰昕表示，要尽力探索出建立起有别于一般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他同时指出，还会研究制定深化国企混改的实施意见，以此打造混改政策的升级版，更好地指导面上的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使混改在整个国资国企改革中能够更好地发挥突破口和“牛鼻子”的作用。

混改重心由“混”向“改”转变 关键词是“深化”

中国企业研究院院长李锦表示，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是“推进国资国企改革”，2019年是“加快”。从“推进”到“加快”，体现的是改革的紧迫性。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定调是提升成效，有递进关系。李锦认为，接下来的混改重心由“混”向“改”转变，是“三年行动”与“十四五”规划改革焦点。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知名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者常修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部署。我认为，这一部署给人民论坛两会国是厅的讨论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就是‘如何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关键词是‘深化’。”

而基层的实体企业也有同感，全国人大代表，本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继壮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用‘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取代了之前的‘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他认为，积极稳妥改成“深化”，可以理解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面更广、力度更大、政策更宽松。

在谈到本钢集团体制的创新时，陈继壮说，一年前，辽宁省委省政府决定对本钢集团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本钢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决策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工信部领导以及国务院领导的积极支持。本钢集团现在已被列入全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四批试点企业。最近，辽宁省又拿出69户国有企业混改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辽宁国有企业改革找准了方向。”陈继壮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辽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和企业活力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内部混”还是“外部混”

“实体混”还是“虚拟混”

混合所有制，是指“不同的国有资本”混合、“国有资本体系内部的多元化”，也就是国有企业资本之间的互相混合吗？

常修泽明确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内涵特指的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他表示：“并不是说‘国有企业资本与另一个国有资本混合’没有作用、没有意义，问题是，它是不是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旋律’？我个人主张‘异质产权多元化’是主旋律，‘同质产权多元化’只是协奏曲。”

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书记葛红林认为，所谓混改，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对于“实体混”还是“虚拟混”的问题，常修泽认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关系，一定要处理好。从今后企业的发展来看，不排除将企业上市作为目标，但是整个发展战略还应以发展实体经济为本业。中国既需要“虚拟经济”的策划者，也需要干“实体经济”的实业家。以哈尔滨马迭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例，常修泽对他们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注重发展实体经济(而不是“炒作”尽快上市)的做法给予肯定。

混合所有制改难点在哪里

基于对东北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常修泽认为，可能至少会遇到以下三个改革难点：

第一个难点，思想不够解放。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向集团母公司推进时，有些同志可能认为国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唯一基础，混合所有制向集团母公司，会不会“稀释”或“削弱”国有经济，会不会“动摇国本”。这个问题如不解决，推动起来很麻烦，即使搞了，今后也会遇到一些沟沟坎坎。所以，必须要确立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我们的经济基础这一理念。

第二个难点，干部“不作为”。一些地方存在干部“不作为”问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尤其不敢担当。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有担当的精神，所以，要深化改革，一要“让主事者敢担当”；二要上级领导“为担当者多担当”。

第三个难点，在改革中可能会遇到某些形式主义干扰。只做表面文章，不解决实际问题，不是真刀实砍地改革。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在“深化”二字上下功夫，不是“浅化”，不能“表面化”，要杜绝各种各样名目的形式主义。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实实在在地搞改革，真刀真枪地搞改革。

有从政府到企业、从企业到行业协会的工作经历，葛红林对混改的见解在更加贴近企业实际的同时，并未停留在碎片化，而是更加系统和有穿透力。

“混合所有制改革，在过去的某个时期，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热点话题，报道多、期盼多，但进展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人为因素不少，特别是混改主导者和主体参与者的三大顾虑，影响了工作动力。”葛红林认为，在改革过程中存在“三大顾虑”：

一是国有企业领导的顾虑，怕终身问责。从过去怕被别人诬告国有资产流失，转到怕参照投资决策管理，遭到对混改后经营效果的终身问责。前者总能澄清，后者却难打保票，除了外部市场的竞争变数之外，混改企业的后续科技进步、产品升级换代，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和国企母公司的领导人变更，都将影响到企业的盈亏甚至存亡。如果不控股，混改后企业效益下降了，将被人指责投资错了，而出现亏损，则被人追责投资失败了，甚至被怀疑利益输送，似乎唯有永远盈利才能保证不被怀疑和追责。由此，倾向于维持现状，能改也不改。

二是非公企业家的顾虑，怕失去决策话语权。从过去“想控股”已经转到“不奢求控股”，若能谈成同等股权已经不错了，因为国企方面往往以上级难以批准和员工难以接受为理由。由此，不仅担心不能真正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还要担心入股不控股的地位，变成随从地位，没有话语权，甚至没有影响力，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资金打了“水漂”。此外，更担心国企派出领导变更，如果素质下降，甚至带来不少国企的坏习惯，那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由此，等一等、看一看，参与混改的积极性不大，除非通过混改，在可预见、可控的时间里能够“捞回”本钱，才有动力。

三是拟混改企业干部的顾虑，主要是有“前车之鉴”，怕重蹈覆辙。从已混改的企业实际运行中，经常出现两头落空的情况，既难以享受到国企政策的红利，又难以按照民营机制运作。毕竟现有的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对国企和民企还是有差别的，一时难以做到一视同仁。比如，金融机构更偏好贷款给国企，混改企业的贷款利率往往高于国企，而民企更不用说了。又如，在国有企业的土地盘活处置中，地方政府往往能够大胆地支持国有企业，但对混改企业就束手束脚，存在让利于非公企业的顾虑，类似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参与混改的国企干部往往积极性不大，除非给予其退回原体制的通道承诺。

针对性措施 激发混改活力和动力

针对“三种顾虑”，葛红林提出七条建议。

一是按照完善制度的原则，更加积极和大胆地支持混改，要将中央《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中规定的“三个区分开来”的精神，落实到制定具体的混改容错实施办法中，并将混改企业的后续经营责任与改革的合法合规责任分开，为推进混改的国企领导人思想松绑。

二是按照宜改则改的原则，稳妥推进国有企业的主业参加混改，原则上应由国有企业控股。在有利于发挥民企机制作用的同时，又有利于发挥国企的主业优势，进一步保障混改后企业的持续发展。

三是按照可改则改的原则，鼓励国有企业的非主业参加混改，原则上可由民营企业控股。这既能促进国企聚焦主业，做强主业，又有利于国企逐步有序退出非主业。

四是按照有序推进的原则，积极引导推进子公司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别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有利于引入民营资本和管理机制，同时有利于将混改企业纳入上市公司的监管之中。

五是按照分层推进的原则，对当前争议较大的央企集团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在其他层面混改取得成功经验和完善政策之后，再谨慎探索。

六是按照严格规范的原则，严格设定各种投资基金、产业基金参与混改的约束条件，杜绝明为股权、实为债权，如不能按期上市则按固定利率退出的抽屉式约定。

七是按照“扶上马送一程”的原则，加大对混改后企业的政策支持，在一定的期限内(3~5年)，同时从优享有国企和民企的双边政策。比如，在银行贷款“同股同权”担保中，免除员工按持股比例担保；又如，对混改后企业土地盘活，享受纯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再如，混改企业的机构设置、人事管理、管控模式等不应强求参照纯国企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有色集团中色东方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东新认为，科创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激活企业发展活力，让国有企业走上一条持续健康发展的新路子。

去年12月27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百户科技型企业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专项行动方案》，在全国选出204家科技型企业开展试点工作，王东新所在公司位列其中。他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混合所有制试点都已经在路上了，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次重新上路，甩掉体制机制过死枷锁的大好机会。

共克时艰 疫情或成为混改新契机

一方面，混改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牵涉各方利益，需要谨慎操作，试探性前进；另一方面，不同的经济体制之间的融合，也包含文化、情感的融合，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这些因素都会在不同的形势下相互作用。

今年以来，在疫情防控的战役中，国企、民企相互扶持，互为支撑、共克时艰的经历，或为接下来的融合发展带来契机。

作为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主任、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股份公司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孔晓艳认为，应“软”“硬”并举助推国企混改。

疫情防控期间，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主动推出减免有关交易费用、为重点混改项目意向受让方或投资人免费提供延伸服务、开辟资金结算绿色通道、开通线上服务、减免中小企业房租等具体惠企措施，为各类交易主体即刻办结资金结算，减轻企业资金压力。“据测算，仅减免中小企业房租一项，即可使承租方减少支出90余万元。”

孔晓艳建议，在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下，国有企业要善于发现潜在机遇，及时推出改革举措，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譬如，疫情防控期间，天津信托项目实现高增值摘牌，这是天津市推进国企混改工作以来，首宗成功竞价的市管企业集团混改项目。”孙晓艳说。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纺织装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伟提出，要以疫情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国企、民企的相互融合发展。他指出，在这场战“疫”中，国企、民企相辅相成，生动诠释了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生机和力量。

王伟表示，国企和民企为疫情防控作出重大贡献，成为医疗物资生产、配送，城市生活保障的生力军。在疫情发生后，中央企业主动支持中小企业，减免商户租金，如东方国际集团时尚产业园区共免除小微民企2亿多元租金，扶持企业渡难关；协助打通供应链，保障民生供应畅通；加强产业链合作，开拓线上销售服务渠道。

随着疫情趋于平稳，他建议，加强国企与民企深度合作，保护产业生态，高度重视保护中小企业、保护产业链和供应链，从而保护产业生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

王伟认为，国企混改可进一步向民间资本开放，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国有大企业发挥产业价值链条带动作用，整合资源、创造平台，民营企业提供竞争环境、市场需求，通过两者的相互补充发展，向着大中小企业血脉相连、命运相依的生态发展。

就此，国资委进行部署落实。5月29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召开会议，国资委主任郝鹏强调，要把提升国资国企改革成效作为根本任务，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指导推动中央企业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国资监管体制，大力推动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