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交汇期。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动数字产业化逐步进入成熟期,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数字经济下半场,产业数字化的巨大潜力将逐步释放,在此过程中,金融产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创新机遇和长期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历次科技革命,新技术都要经历从创新发明到大规模应用两个阶段,数字经济也不例外。数字经济上半场,信息传输、存储、计算、分析等基础领域不断取得技术突破,并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特定领域得以应用和推广,数字产业化得以快速发展,在电子信息制造、通信、软件服务等行业出现一批具有领先优势和规模效应的企业。随着新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成本越来越低,数字经济在传统产业的渗透率将快速提升,下半场的主旋律将从数字产业化切换到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不仅仅是对原有经济体系的补充和融合,更是对传统经济的变革和重塑。

目前,我国产业数字化仍处于起步阶段,按占GDP比值计算,我国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数字化程度显着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互联网作为连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媒介,率先赋能传统服务业,培育出新零售、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医疗信息化等新业态,并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阿里巴巴、腾讯等头部互联网企业不断拓展业务边界,构建生态体系,利用其积累的海量数据和技术优势,正在逐步向金融服务全面渗透,在提升效率、促进普惠的同时,也不断冲击和改变着传统金融业态。

金融服务的本质是利用信息对风险进行定价并促成交易,与互联网类似,都是基于信息的“生意”。金融业开展信息化建设的时间与互联网兴起几乎同步,大型金融机构如今每年都有数亿美元的IT投资,建立了先进的信息系统,并积累了海量的数据。以商业银行为例,2018年我国单家股份制银行内部积累的数据体量就达到了100TB以上。金融产业是我国信息基础设施最完善、数据资源最丰富的行业之一,拥有开展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应用的基础资源,最容易推动数字化转型。

但从发展进程来看,金融产业数字化才刚刚开始。传统金融业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是利用信息技术优化现有业务,实现降本增效。而新金融企业则是运用新科技重塑金融业务逻辑,这才是金融产业数字化的核心。目前,传统金融企业的转型仅仅是信息化建设的延续,是局部的优化,而不是彻底的重构。由互联网派生的新金融正在与传统金融交汇,传统金融拥有良好的基础,新金融已趟出一条新路,二者通力合作必能形成金融产业数字化大发展的新局面。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迅猛发展,涌现出一批造车新势力。传统车企亦在积极推动电动化转型,但仍难以阻挡造车新势力的崛起。特斯拉市值超过几大传统车企的总和,蔚来、理想、小鹏汽车都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并获得远超传统车企的估值水平。汽车和金融作为工业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两大行业,都面临着转型发展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中找出一些共性规律,供金融产业数字化转型参考。

一是无论历史多么悠久、体量多么巨大的行业,都有被完全颠覆的可能。一百年前,福特发明了全球第一条汽车生产线,开创了现代工业的生产范式,汽车行业也被誉为工业体系的明珠。目前,全球营收前十的公司,除沃尔玛外,其余九家都是传统汽车和能源企业,一年的总营收超2万亿美元。传统车企深耕行业百年,如今每年仍有万亿美元的营收,但以特斯拉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仅仅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市值上全面超越传统车企。这一现象也会在新金融和传统金融之间重现。

二是核心业务逻辑的改变是新势力得以挑战传统企业的根本原因。品牌汽车厂商经过多年工艺积累,在发动机等核心技术方面建立起很高的技术壁垒。但对于新能源汽车而言,电动机取代发动机,传统厂商丧失了“护城河”,与造车新势力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更重要的是,新能源汽车一改传统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定位,在电动化的基础上推进数字化,以海量数据为驱动,不断提升汽车的设计、制造水平,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定制需求；利用机器学习,不断完善算法和模型,逐步实现包括自动驾驶在内的高级智能,将汽车打造成出行中的人工智能助手。因此,传统车企的电动化转型只是用电动机和电池替代了发动机和汽油,并没有改变汽车的定位。作为既得利益者,颠覆现状就是革自己的命,对此传统车企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因此,这种转型只能局限于个别部门,很难在全公司推行。反观造车新势力,创业者多来自互联网行业,坚持互联网思维,不受既得利益束缚,建立起符合智能汽车制造的组织架构。回到金融行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主要生产要素,将替代资本成为金融业核心资产。传统金融的业务逻辑是“客户找钱”,资本是稀缺的,金融机构占据优势地位,风控核心是防范,客户只有提供满足金融机构要求的增信措施,才能获得金融服务。而新金融的业务逻辑是“钱找客户”,风险控制更强调信任,只有在海量数据基础上,运用科技深度分析,才能以极低的成本精准找到最需要钱且在未来有能力还钱的客户。新金融企业脱胎于互联网,利用互联网生态产生的海量数据,不断优化升级风控模型,如今已在面向消费者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领域独占鳌头。未来三至五年是产业互联网大发展时期,新金融必将顺势进入工业领域,对传统金融产生巨大的冲击。这一过程可能比汽车行业电动化变革更加迅速猛烈。

当然,两者也有一定区别。金融业务是强监管行业,新金融企业开展相关业务都需要监管部门同意,金融产业数字化转型未必像汽车行业一样发生颠覆式变化,更有可能选择新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

首先,金融产业数字化转型必须从整体上规划。金融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仅银行业资产规模已超过300万亿元,是我国GDP的3倍。若金融行业发生系统性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都将产生严重后果。面对新金融的迅速发展,监管部门应统筹考虑风险和新金融发展需要,制订整体规划,必须兼顾新金融企业和传统金融机构,鼓励双方各取所长,紧密合作,稳步推动金融业转型发展。

其次,在对新金融企业的监管上应坚持包容审慎的态度。一方面,中国数字经济取得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互联网发展初期,政府采取了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客观上降低了企业收集数据的成本,加快了平台企业形成,促进了新金融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和成熟,因而诞生了像蚂蚁、微众等一批具备竞争力的新金融平台企业。另一方面,金融风险具有传染性,政府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金融创新需持审慎态度,对于类似P2P的风险要在早期识别并快速响应,防止局部风险事件演化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再次,传统金融转型需要加大力度。要认清新金融和传统金融的本质区别,思维要积极转变,结合自身优势开拓新业务,从被动的“效仿者”转变为主动的“创新者”。当然,考虑到目前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体量过大,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角度,实现全面转型存在一定难度,因而可以考虑分拆出专门的机构部门,开展新金融业务,以“另起炉灶”的方式实现机构内部的自我“革新”,在制度和执行上有利于打破传统惯例限制,在风险上独立于传统主体也有利于“风险隔离”。取得显着效果后逐步将传统业务装入新的实体,从而实现传统金融机构的稳步转型。

最后,我想谈谈金融监管如何看待创新与风险的平衡问题。一项创新业务出现,有可能优化现有业务,但也有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监管者从稳健角度出发,对创新业务必然更为谨慎。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数字经济时代正在来临,传统金融业务越来越难以满足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脱离实体经济才是真正的风险。因此,监管部门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容忍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在金融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创新。正是监管的包容,今天我国才会产生一批世界领先的新金融企业。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创新在产生风险的同时,也会产生更大的收益。监管部门应平衡好创新与风险,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包容创新、鼓励创新,更好更快地推动我国金融产业完成数字化转型。

(陈文辉,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