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刚刚公布的10月份货币数据显示，广义货币供应量（M2）依然保持了10.5%的两位数同比增幅，尽管这个数据较上月末回落了0.4个百分点。按理说，如此M2增速对中国经济现状而言并不算低，其动能应当可以推动中国GDP达到5%至6%的增长。

在货币数据中，相对更为积极的是，代表企业活期存款的M1的增速跟上来了，同比增长9.1%，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分别高出1个和5.8个百分点。这显然说明企业信贷资金运用开始活络，至少已经远远好过去年同期3.3%的增长水平。

有人认为，今年疫情之后货币政策相对宽松是为了疫情的特殊安排，但我始终不愿意如此看问题。因为，M1只有3%左右的过低增长，说明企业贷款积极性极低，这势必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较为严重的压抑。而疫后货币政策倾向宽松，实际不仅对疫后经济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是对疫情前经济已经呈现出的疲弱趋势进行了修正。

现在，中国经济正在恢复过程中，但尚未恢复到正常水平，未达到潜在增长边际。所以，现在谈“退出刺激”为时过早。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中国经济的各项激励政策需要持续“足够的时间”，看到经济主动性、内生性增长动力已经彻底修复，然后才能缓缓“收油门”，在不刹车、不加油的情况下实施“中性货币政策”。说实话，这不是学问，而是常识。刺激经济就像推车上山，还没登顶就中途松劲儿，甚至刹车减速，那将不是车可否登顶的问题，而是很可能倒退、甚至翻滚跌落的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当下的问题是：这是一个“异常经济时期”，在异常时期采用正常货币政策手段，这是否属于政策错配？在中国经济还在依靠大力度财政政策拉动而主动性、内生性增长动力还不足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就强调回归常态、退出刺激，这是不是会导致“登山车辆失速”，并使财政政策付出更大代价？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算起，到现在已经12年了。12年间，积极财政政策在中国从未停止过，但效果如何？我们可以忽视GDP增速不断回落，但关键是主动性、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是否足够强劲？很多个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都在强调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还不够”，那货币政策执行是不是应当考虑到强化内生性增长动力？

实际上，对于经济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更该倾向于短期刺激，因为财政政策长期大力度刺激会导致民间投资挤出效应，民间投资弱化则会导致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不断弱化，恶性循环的结果是，经济越来越多地依赖财政政策。怎么办？一般性的做法是，宽松货币政策配合积极财政政策，而通过较长时间的宽松货币政策，激励民间投资，培育内生性、主动性经济增长动力。

所以，货币政策必须基于长期经济动力的培育，这才是货币政策“跨周期”设计的核心与真谛所在，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发达国家放弃货币政策的短期性，而更多针对长期的行动已经持续多年。这也是其股市长期上涨的根本动力。股市长期上涨、股权融资增加、债务风险降低、经济安全提高、企业环境改善、利润增长可期——整个经济良性循环。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看待未来货币政策功能，它不该仅仅担负短期调节功能，而更该是培育经济内生动力的关键手段。正因如此，货币政策更该强调前瞻性，更该针对长期性，而绝不是仅仅关注眼前的多点少点。

另外我们注意到，如上图所示：7天期货币市场利率上涨太快。这显然不利于中国企业降低融资成本，需要注意。为什么利率不断上涨？据观察，这很可能还是外汇的原因。今年以来，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均表达出较多的顺差，而中国外汇储备相对稳定，这是否说明大量外汇被捆在银行手上，而导致人民币流动性不足？央行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