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这家有顺丰做“金主爸爸”的企业,频频对赌失败,欲IPO解决“遗留”问题？
5月20日,正逐渐成为告白的日子,人们往往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对心仪的人进行告白。当然,也会有人会在今天对过去缅怀,感叹逝去的爱情。
近期,广州九恒条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九恒条码”)预更新披露了招股说明书,拟主板上市,公开发行不超过2125.5628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比低于25%。
据了解,九恒条码致力于快递物流应用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是一家快递物流应用材料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可为客户提供“应用设计—产品生产—分区域配送”一体化综合服务。其产品涵盖电子面单、快递运单及快递包装材料等全系列快递物流应用材料产品。
从产品上看,九恒条码主要拥有电子面单和快递包装材料等两大产品,其中2017年-2019年(下称“报告期”)电子面单产生的销售收入分别为31912.81万元、68453.57万元、73485.29万元,快递包装材料产生的销售收入分别为19619.6万元、33955.22万元、42385.54万元,两者合计占当期主营业收入的52.45%、72.75%、77.99%,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邮政行业运行情况,2017年-2019年,九恒条码快递面单(包含电子面单和快递运单)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23.04%、31.6%、37.11%,属于行业的佼佼者。
提及快递物流行业,我们熟知的便是“四通一达一丰”(即申通快递、圆通速递、中通快递、百世汇通、韵达快递、顺丰),事实上,这些类型的企业是九恒条码的下游客户。其中,顺丰和申通更是九恒条码产品的“金主”。
报告期内,九恒条码电子面单产品占顺丰快递面单的份额分别为51%、61%、71%,占申通快递面单的份额分别为38%、78%、66%。
也就是说,在电子面单业务上,顺丰、申通超过一半的产品都是由九恒条码提供。
得益于客户的加持,2017年-2019年,九恒条码分别实现营业收入9.9亿元、14.16亿元、14.93亿元,持续增长。
与此相比,公司利润却像在“坐过山车”,起起伏伏。
报告期内,九恒条码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955.64万元、7779.41万元、6054.8万元,可以看出,2018年九恒条码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了30.62%,然而到了2019年不仅没保持增速,还同比下降了22.17%,和2017年仅相差100万元左右。
作为细分领域的佼佼者,九恒条码自然受到投资者的亲睐。查询后,IPO日报发现,其历史上的股权转让事件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
据了解,九恒条码成立于2002年,由周孝伟、曾祥兰、李京武、唐清迪、廖静、左华平、刘芝琳、刘小辉出资设立。
2016年5月2日,沈雁将持有九恒条码2.08%的股权转让给永州恒劲；1.74%的股权转让给永州恒通；1.18%的股权转让给永州恒盛,转让价格为4.38元/出资额。
2016年5月7日,倪乐、郭文兰、永州恒佳以5.37元/出资额的价格入股了九恒条码,其中倪乐、郭文兰、永州恒佳此前均未出现在九恒条码的股东名单中。
2016年5月15日,沈雁将持有九恒条码0.11%的股权转让给永州恒通；0.56%的股权转让给永州恒盛,转让价格为4.38元/出资额。
到目前为止,九恒条码每出资额的估价差别还算不大。
到了2016年5月22日,珠海乾亨以11.04元/出资额的价格入股九恒条码。
在短短的20天的时间内,九恒条码的每出资额的价格跌宕起伏,先是5天内增长了22.6%,然后再是8天后下降18.44%,再又7天之后猛增长152.05%。
为何,九恒条码会上演如此“跌宕起伏”的剧情？
除了上述情况之外,IPO日报还发现,九恒条码和实控人曾签署多份对赌协议。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沈云立通过直接及间接的方式实际控制九恒条码51.9%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和实控人。
2016年5月22日,珠海乾亨以11.04元/出资额的价格入股九恒条码；2016年10月,王力群以11.04元/出资额的价格入股九恒条码；2017年5月,广发信德、宁波约拿、王力群以21.93元/出资额入股或增资九恒条码；2018年6月,广州粤科、广东粤科、章海波以24.94元/出资额入股九恒条码。
上述的入股或增资,九恒条码和沈云立均与资方签订了对赌协议,同时约定了业绩承诺。
如珠海乾亨与九恒条码和沈云立约定,九恒条码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8000万元、9500万元和10500万元。
广发信德、宁波约拿与九恒条码和沈云立约定,2016年、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500万元、10000万元、12000万元和14400万元。
章海波、广州粤科、广东粤科与九恒条码和沈云立约定,九恒条码2018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不低于10000万元。
王力群前后两次与九恒条码和沈云立对赌。2016年10月,王力群入股九恒条码时与九恒条码和沈云立签署了对赌协议,约定九恒条码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8000万元、9500万元和10500；2017年5月,王力群增资九恒条码时与九恒条码和沈云立签署了对赌协议,约定九恒条码2016年、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500万元、10000万元、12000万元和14400万元,提高了后期对成长性的期待。
需要指出的是,九恒条码2016年扣非后净利润为6886.91万元,同时,结合上述2017年-2019年九恒条码扣非后净利润可以看出,九恒条码后三年均未完成当年的业绩承诺。
也就是说,除了2016年,上述九恒条码、沈云立与资方的对赌均以失败告终,而九恒条码、沈云立将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向IPO日报表示,对赌协议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公司与资方的一种博弈,若成功了,什么都好说,但是万一失败了,公司可能要面临着巨额的资金赔偿,很有可能导致公司资金缺口出现重大问题,重则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甚至直接破产。
眼见“越赌越输”,九恒条码“心疼地抱住了自己”,不承想,一个馅饼从天而降。
2019年5月至6月前后,珠海乾亨、王力群、广发信德、宁波约拿、广州粤科、广东粤科、章海波均与九恒条码和沈云立签订补充协议,终止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中业绩对赌、股份回售等特殊条款,同时,均未定要求沈云立和公司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九恒条码绝境逢生,不需要再担心对赌失败的收尾问题。
IPO日报查询发现,2019年6月28日,九恒条码首次提交了申报稿,“终止对赌”不久,就计划主板上市。
那么,为何珠海乾亨、王力群、广发信德、宁波约拿、广州粤科、广东粤科、章海波愿意“无偿”终止对赌协议的履行,其中是否有隐情？
此次九恒条码IPO是否受到投资方资本“催促”而进行,还是IPO才能解决与资本之间对赌失败,从而不需要赔偿的“妙计”？
截至发稿,记者尚未收到对九恒条码关于上述问题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