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联邦银行总裁施莱辛格的一段讲话中发现了第一个崩溃即将到来的迹...他说他认为投资者们将ECU视为一个货币篮子是错误的。他特别提到，意大利里拉就是不太理想的货币。在他的讲话结束后，我问他是否喜欢ECU这种货币，他说他喜欢这个概念，但不喜欢这个名字。如果它被称为马克，他会更喜欢它。我领会了其中的含义。
索罗斯的目标是从“市场先生"的情绪波动中获利。他将他的投资决策建立在有关事件未来进展的一种假设上。他衡量的是这种假设的可靠性和事件的进程。索罗斯为应用自己的标准而开发了自己的个性化投资系统。
索罗斯的投资行动以提出一种假设为开端。在量子基金工作的一名学员回忆说,索罗斯检验假设或者是因为他不能确定他的假设是否有效，或者是因为他不知道他选择的时机是否恰当。一旦他投出了问路石，他会观察市场，以决定下一步怎么做。如果他的测试让他赚了钱，那么市场是在对他说:他是正确的，他会进一步买入。如果他赔了钱，那么市场是在对他说:他错了，他会彻底退出。他可能会在以后再次检验同样的假设，也可能会修改或彻底抛弃这个假设。
如果换成别人，他这么做就会破产。毕竟，每个人都可以对未来做出假设。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一直在做假设。如果索罗斯的假设不是比随意猜测高明得多的话,他也会一直赔钱而不是赚钱。但索罗斯只会检验那些值得检验的假设。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能深刻地理解市场、市场参与者以及看似不相关的不同事件间鲜为人注意到的联系。正是这种理解深度使他以惊人的行动获得了“击垮英格兰银行的人”的称号。
1987年，英国成为欧洲汇率机制的成员之一。被俗称为“蛇形浮动体系”的ERM由一组共同市场货币组成，以德国马克为支柱。在英傍与德国马克挂钩后,投资者们开始相信英镑与德国马克一样可靠。但由于英镑利率相对较高,资本开始流向英镑资产。在一种反身性自我实现作用下，对英镑的需求膨胀帮助它实现了以马克为依靠的稳定,也为它后来的贬值埋下了伏笔。随后，柏林墙被推倒，苏联宣告解体,德国重新统一，索罗斯ERM进入了一种动态不平衡状态。
德国马克成了东德和西德的共同货币,这引发了德国联邦银行和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之间的一场激烈的斗争，焦点是东德马克究竟应以什么样的汇率兑换成德国马克。几乎一钱不值的东德马克升值到了4东德马克兑换1德国马克的程度,但考虑到东德人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首次投票,着眼于本党大选前景的科尔希望东德马克进一步升值。但对德国联邦银行来说，这样做的经济和货币效应是令人恐惧的。东德经济举步维艰，即便在4:1的汇率下，购买它的工厂和企业是否值得都是有争议的。如果东德马克再升值,东部的所有东西都将值更多的德国马克，这,将使为经济西方化而投人的巨额资金以及西德政府的福利向东扩展而带来的社会支出膨胀成为更加沉重的负担。东德马克币值越高，说服私人企业去东部投资就越难。德国联邦银行认为,东德马克升值到4:1之上将导致政府支出的大幅提高、赤字剧增、东部的高失业率以及最危险的通货膨胀的爆发。科尔胜利了,东德马克的币值被高估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一个人可以1:1的汇率将4000东德马克兑换成德国马克，超出这一额度的部分使用2:1的汇率。但联邦银行是对的。德国经济被科尔对东德马克的高估拖累了许多年，甚至需要特别加征收入税来弥补他的“慷慨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正如索罗斯所说,这为“蛇形浮动体系"的崩溃埋下了种子:“根.据我的理论，每一种汇率体系都是有缺陷的。ERM同样有一种潜在缺陷,但让它显现无疑的是德国的统一。这种缺陷在于，德国联邦银行在这个系统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 ERM的基石，又肩负着维持德国货币稳定的先天使命。在接近平衡状态的时期，联邦银行同时扮演这两种角色没有任何问题，但德国的重新统一使东德货币能够以高得过分的汇率兑换成德国马克，这制造了联邦银行两种角色之间的冲突一它的天生角色和它作为ERM支柱的角色。西德注入东德的大量资金在德国经济中制造了强大的通胀压力。联邦银行责无旁贷地做出了提高利率的反应，而且行动力度相当大。而这个时候，整个欧洲特别是英国正处于萧条中，德国的高利率政策与英国的经济状况完全不相匹配。联邦银行两种角色间的冲突爆发了，而在宪法的约束下，应优先考虑那种角色是无须多言的。在欧洲其他地区处于萧条期的时候坚决采用紧缩货币政策使联邦银行失去了充当ERM支柱的资格。这使曾经在接近平衡的状态运行的ERM进入了一种动态不平衡状态。”
为确保共同市场的其他成员接受德国的重新统一,科尔向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提议加强欧洲的.体化建设。他的建议为后来的许多变革设定了框架，包括欧元的最终诞生。
这是德国联邦银行的丧钟，因为联邦银行将被欧洲中央银行取代。有人可能会说欧洲中央银行是联邦银行精神上的继承者，但对一个极度强大并对自己的力量感到骄傲的机构来说，这算不上一种安....这一条威胁到了联邦银行的生存。可见，冲突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德国需要一种不同于欧洲其他地区的货币政策;第二,联邦银行所倡导的财政政策不同于科尔总理实际采用的政策;第三,联邦银行在为它的生存而斗争。第三种冲突是最不被理解但最具决定性的冲突。对此，索罗斯认为，联邦银行大权在握，决定了德国将疲软的货币排除出“蛇形浮动体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他也观察到，从1989年德国统一开始，这个体系从平衡状态转向了不平衡状态。那么,他应该在什么时候下注呢?他回忆说:“正确 的时机直到1992年才到来...我从联邦银行总裁施莱辛格的一段讲话中发现了第一个崩溃即将到来的迹...他说，他认为投资者们将ECU视为一个货币篮子是错误的。他特别提到，意大利里拉就是不太理想的货币。在他的讲话结束后，我问他是否喜欢ECU这种货币,他说他喜欢这个概念，但不喜欢这个名字。如果它被称为马克，他会更喜欢它。我领会了其中的含义。”
联邦银行总裁实际上肯定了索罗斯的核心假设。于是，索罗斯开始在市场中检验他的假设。量子基金做空意大利里拉，里拉很快就被迫退出了“蛇形浮动体系"。索罗斯的“联邦银行希望看到蛇形浮动体系土崩瓦解”的假设被证实了。最终,他开始凭借里拉交易的利润以大得多的头寸攻击一个大得多的目标:英镑。
索罗斯并不是唯一做空英镑的人。 其他数百甚至数千的交易者也看到了同样的迹象。大多数货币交易商都知道,财政大臣在让英镑贬值的前一天通常都会宜称他不会让英镑贬值。但索罗斯对市场的深刻理解使他对英镑贬值原因的认识远远胜过了其他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信心在量子基金总资产仅为70亿美元的时候建立起100亿美元的头寸来对付英镑。有趣的是，索罗斯后来说:“我们计划抛售 的英镑还不止这个数。事实上，当英国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在英镑贬直前说他要借款近150亿美元来保卫英镑时,我们都乐了，因为我们打算卖的正是这么多。但是事情变化得比我们预期的快。”
索罗斯抛售了价值70亿美元的英镑。但他也看到，英镑的崩溃也对其他欧洲货币、股票和债券市场造成了连带影响。因此，他也根据他所观察到的这种不同市场间的联系采取了其他行动。例如，他还抛售了其他一些较弱的欧洲货币,做多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做多法国法郎，购入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因为他假没股票会在货币贬值时上涨)，做多德国和法国债券并做空德国和法国普通股。这些都是用借来的50亿美元做的。
英镑曾以1:2.95的中心汇率与马克捆绑在一起。但在1992年9月16日这个“黑色星期三”，英镑崩费了。到该月末，英镑兑马克的汇率已经变成了1:2.5。当英格兰银行惨败而归时，索罗斯已将20亿美元的利润装进了口袋。
从始至终，索罗斯一直在检验他的假设质量，甚至对它做了完善，将英镑崩溃对其他欧洲市场的影响也纳人了考虑范围。素罗斯对事件的理解以及对事件间联系的清醒认识使他对自己的假设充满了信心。作为一个一向能买多少就买多少的投资者，对英镑即将崩溃有+足把握的索罗斯放宽了他的1美元债务对1美元净资产的标准杠杆法则，将这个比率提到了2:1之高。
他也判断了如果英傍没有被挤出“蛇形浮动体系”的话将会发生些什么:结论是不会发生太多事情。英镑升值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计算出，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被迫平仓的损失也不会超过4%。索罗斯从来就不会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索罗斯的那些在众人眼中最具投机性的赌博在他本人看来却像“统中捉鳖”一样，是没有多少风险的赌博。索罗斯费同梅.韦斯特的一句话:“好东西太多是件绝妙的事情。”